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因反袁世凯被捕。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41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张季鸾先生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到之处。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张季鸾幼年时有点口吃，还体弱多病，但文章却写得又快又好。光绪三

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他说“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他说“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井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他说“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

《大公报》的世界性荣誉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应当注意他所指的《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特点。即，《大公报》虽然具有国际媒体通行的商业经营的性质，但同时，它还拥有中国文人论政的深厚传统。所谓“文人论政”，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就是蕴含深重的伦理担当，即“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这是从中国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习性中传承下来的道统，这就使《大公报》获得了一种在中国征服人心的力量，从而在形形色色的商业报刊中脱颖而出，臻于化境，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就张季鸾自己的为文风格而言，他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

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如他曾撰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

据《大公报》的老报人回忆，张季鸾非常好客，极有人缘。民国初期，他跟林伯渠都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936年秋，他去西安暂住，与林会晤，二人彻夜长谈。张季鸾酷爱昆曲，跟京剧泰斗梅兰芳、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也是好朋友。

1941年9月6日在重庆病故。

1944年，在张季鸾先生逝世3年多的时候，《大公报》馆出版了张季鸾先生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胡政之编，大公报馆1944年12月出版）。

于右任为这部著作题写了书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为张季鸾的遗著作序。

“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历史。季鸾已逝，其文尚存；国族永生，亟待进步。我编《季鸾文存》既竟，既伤老友之逝，尤感国事之待我侪努力者尚多，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即便是今天看来，胡政之对张季鸾的评价是基本恰当的。作为一位成功的报人，张季鸾有许多地方值得今人怀念与学习。

张季鸾先生去世时创下了两项“记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同样都做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

张有三任太太，分别是：高芸轩(1908年)陈孝侠(1934年)陈氏夫人(1936年)

儿子：张士基(陈氏夫人所生)

1942年，这位《大公报》前主编的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在一场规模盛大的公祭典礼之后，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如今，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陵园几乎已经彻底被毁，在仅剩的一片一亩见方的土坡上，张季鸾后人补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丛生的杂草间。　在公祭的前一年，当时任《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时，国共两党最高层都在第一时间发来唁电，蒋介石、周恩来更是亲自前往丧礼，吊唁这位报人。当时的公祭，城里来的戏社搭台唱了好几天大戏，周围几个村的厨子都被请来村里，以便接待前来吊唁张季鸾的宾客。公祭开始前，五六十个穿着军装的人组成的军乐队进行演奏，天空中的飞机低低地盘旋在陵园的上空。发来吊唁的书信成堆成堆地摞着，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周围几百亩麦地都踏光了。　张季鸾祖籍在陕西榆林，当时之所以选择将他葬在西安，是因为墓地所在的樊川，是专门为了迎接他所挑选的“风水宝地”。当

张先生系榆林籍文化名人，报界宗师。家乡人民在得知先生位于西安的陵墓被猪场包围的情况下，经家属申请人，榆林市政府和陕西省政府的努力下，最终将先生陵墓迁回祖籍榆林。为此，榆林市政府在东沙专门修建了季鸾公园，将先生的陵墓迁入公园内的月亮湾，并在院内修建了季鸾纪念馆，供游客瞻仰和参观。

季鸾公园位于榆林城区东郊，占地面积3315亩，东起新210国道过境线，南至钟家沟新农村，西临金沙二路，北靠榆麻路，概算投资7.2亿元，由榆林市住建局负责建设，建成后交由我区管理。目前，公园一期绿化、景观节点、亭阁、雕塑、园内道路等工程已基本结束，二期景观、给排水、电气等工程正在建设，计划2015年底建成投用。

2011年以来，根据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经过市、区主要领导及相关部门的多次协调对接，一代宗师、文坛巨擘，榆阳籍著名爱国人士张季鸾先生灵骨，于2014年8月13日从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迁回故里，安葬于此。张季鸾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