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在重庆百龄餐厅，王映霞与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的钟贤道结为连理。婚礼极为排场，贺客盈门，宴宾三日，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章克标所著《文苑草木》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山城重庆为之轰动，有说法称：“钟贤道拐了个大美人!”

在她之前，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这两个男人都早已逝去——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岛被日本宪兵杀害，终年49岁。

1980年，与王映霞过了38年平静婚姻生活后，钟贤道病逝于上海，终年72岁。

2000年，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杭州女师人才辈出，王映霞是她们中的一位佼佼者。王映霞始知鲁迅、郭沫若，后

王映霞（1908—2000），不姓王。她本姓金，小名金锁。“锁”，由金、小、贝三个字组成，意为金家的小宝贝，学名金宝琴，生于杭州。童稚时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易名为王旭，号映霞。王二南先生系南社社员，琴棋书画俱精，满腹经纶。王映霞自幼承欢在王二南先生膝下，春雨润物，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她先在外祖父开的蒙馆读《三字经》，后入教会学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是时，班主任老师是位刚从北大毕业的文科生，他把五四新文学的清风带进校园。王映霞始知鲁迅、郭沫若，始知创造社有个郁达夫，在拜读其《沉沦》时，她对文中的大胆描写，觉得颇“有些难为情”。令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不几年后的一个偶然，在世伯孙百刚先生（他与郁达夫是留日时的同窗）的寓所邂逅郁达夫。落花有意随流水，近代文坛上从而演绎出一阕“风雨茅庐”的趣话。

相识之初，王映霞在“犹豫、困惑、烦恼、兴奋”中举棋不定，后终于敌不住“欲撰西

汪静之与郁达夫在1922年参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上一见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师范时的同学，两家由此来往密切相交甚笃。据汪静之回忆，1938年春夏间他与家人到武昌避难，当时达夫也全家在武昌，两家是近邻，常相往来。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有一天王映霞对符竹因说：“我肚子里有孩子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请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做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听了满口应承，吩咐汪静之陪王映霞过江到汉口一家私人开的小医院里作了流产手术。过了一段时间汪静之到郁达夫家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汪静之看见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满脸愁容，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

“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斯言诚哉。王映霞在新加坡与郁达夫分手后，由香港转道至重庆。经亲朋故旧介绍，曾先后在保育院当过保育员、军委会特检处做过秘书，后到外交部文书科当过科员。旋由前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牵线搭桥，与他的学生、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的经理钟贤道结成连理。

钟、王于1942年在雾都结婚，婚礼挺排场，贺客盈门，宴宾三日。婚前，钟贤道许诺：“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请你相信我。”钟贤道是努力实践他的诺言的。他让王映霞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专事家政。王映霞“三日入厨房，洗手作羹汤”。他们共育一子一女：嘉陵、嘉利。1948年他们定居上海。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前夕，达官显贵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定的机票，留了下来。解放后，钟贤道任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副处长，月入几百元，生活富裕，后虽然多次减薪，生活仍较安定。“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后查实为冤

1990年　

王映霞晚年有过一次轰动海外的台湾之行。1990年12月21日

王映霞的晚年生活本不绚烂，退休之后更趋于平淡。起初，她的健康状况尚好，除患轻度白内障和心脏病外，并无大病，日常生活全自行料理。她长期一人独居上海，不愿与儿女们共同生活。

三四十年代王映霞便活跃在上海滩，见过大人物，应酬过大场面，但她却没有交际场上人的嗜好。她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不打牌，也不跳舞，连茶也属可有可无，暮年更是如此，唯一有兴趣的是看看报纸翻翻书。

80年代初，在老朋友的劝说、鼓励下，她为报刊匡正一些关于郁达夫往事的误记，兼写一些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和庐隐等交往的文字。

时来运转。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成了文史馆里最年轻的“小妹妹”。在友人的帮助下，她搜罗了郁达夫书信四十九通，结集成册，出版了极富史料价值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又于暮齿之年，据自身的经历写了《半生自述》、《王映霞自

钟嘉陵　

王映霞一生育子女较多。中国人传统认为多子多福，王映霞不以为然，曾说：“养那么多儿子有什么用。”当然，这也许是句气话。后半生她与儿子关系最紧密的数钟嘉陵了。嘉陵常接老人去住，他的居住生活条件也较好。1996年，王映霞在深圳致笔者信中屡屡提及“此间生活与上海不可同日而语”，“儿子请个保姆专门照顾我的生活”，“天已入夏，我这里有空调，不开，我不喜欢这个东西”，“给你看看我的这些照片，都是儿子为我拍的”。洋溢着幸福感。远在美国的郁飞，经常打电话问候老人，寄钱寄物；郁荀父子也曾来看望。

钟嘉利是老巴子（最小的），她唯一的女儿，1968年复旦大学毕业后，一直当教师。她是母亲晚年的一根拐杖，步移寸随。暮年的王映霞访台，就是她陪伴的。她早就想与母亲一道生活，陪她度过晚年。70年代末，钟嘉利还在浙西乡下教书，她想调回上海工作，也好照顾母亲。王映霞竟然拒绝：“你来干什么，我要在上海过清清静静的晚年，你只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