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进日本人办的公学台湾彰化公学校读书。1922年毕业，留校任代教员1年。1924年至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受到当时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思想影响，参加进步青年组织的上海台湾青年会，组建新的旅沪台湾同乡会。1925年12月参加主持召开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1926年7月返回台湾，宣传革命，帮助组织了台湾文化协会左翼。后为文化协会机关报咨询、顾问和撰稿人。

1928年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4月当选为台湾共产党（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中央委员、常任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负责宣传部工作。随后在台湾建立了支部。同年8月为躲避日本当局搜捕，离开台湾到大陆，潜至福建漳州。1932年4月红军攻下漳州后，经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蔡经闽西苏区到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列宁师范学校（团校）任教。1932年6月在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总同盟

著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等。1970年，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了蔡的《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

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由“光明案”与“基隆市工委会支部案”中获得线索，先将陈泽民逮捕，再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29日将蔡孝乾逮捕。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曾参加过长征的蔡孝乾在一周内就彻底变心，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其它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人被逮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

1949年国民党彻底溃败，不过到台湾的却是其最忠心的干部，凝聚力与组织力反而增强，这种情况有点像当年北撤延安的中共党人一样，人虽然变少了，但组织意志反而提高了。此外，情报人员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们很多是带着血仇投入这项工作，也有的是受到己营的压制、排挤和陷害而投身敌营的，由于敌我身份调换，他们对过去同志的作业惯性和心理状况十分熟悉，因此常有工作上的斩获。像上面所提到逮捕蔡孝乾的谷正文过去也是共产党出身，曾在山西拉出一支游击队伍。

因此，对于这些带着血仇、或手沾着血、或为对方视为叛徒的情报人员而言，从来就没有所谓投降或输诚的问题，即使是最后的困兽之斗，也终究是斗。或许，古人所说穷寇的反扑不可轻估，即为此理。

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他说：“我是蔡孝乾，也就是蔡乾，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

有关早期政治案件的最重要纪录是台湾情报单位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这是前保密局局长谷正文少将于90年代初向社会公布的，内容记录每一个案子的缘由、经过和检讨，十分详实，成为每一位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人必读的资料。

这份文件将“蔡孝乾案”列为档案文号“44901-444048”，其中“对本案之综合检讨”即直指：“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迄‘台省工委会’破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匪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领导之台中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法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至于为何蔡孝乾的领导能力和斗志如此薄弱？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尤其是蔡被逮捕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

1950年1月被民国政府逮捕后供出了台湾省所有地下成员名单资料，并出卖中共地下党成员，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引发的吴石案震惊海内外，致使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台湾遭受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