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炳文(1885～1927)，字浚明，南溪城郊魏家山（今属南溪镇）人。8岁到县城读私塾。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孙炳文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预科一类英文一班。因抨击封建伦理的虚伪性被记大过。年终作文考试，又抨击校方，被学校开除。　　宣统三年（1911年）加入同盟会，被推举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长，起草宣言和来往函电。民国元年（1912年）撰文在报上对袁世凯背叛共和罪行大张挞伐，并与拥袁的“进步党”报纸进行笔战。　　民国2年，与任锐在北京结婚。民国7年1月，孙炳文应邀到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朱德旅部任咨谋，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民国9年，孙炳文出任四川造币厂厂长。川军吕超下令提取造币厂全部存款，“如不执行，即行枪决”。孙炳文发出快邮代电，揭露军阀混战，徒苦小民。最后仅交半数存款，其余全部封存，自己两袖清风，弃职还乡。　　民国10年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兼报馆工作。民国11年夏，他与朱德在北京会合，

孙炳文有兄弟姐妹十一人，孙炳文排行第九。父步蟾，务农为业，家贫寒，生计艰难，常求助于亲友。他有个富绅之家的姐夫为富不仁，偶有求助，辄遭拒斥。孙炳文屡受其辱，因而对之深恶痛绝，并由此对贫富不均的封建社会萌发出不满情绪。　　1893年，孙炳文八岁，经亲友资助，到县城塾师欧阳拔、曹叔裴处启蒙读私塾。为了节省开支，他常在一根油灯芯下读书、写字到深夜。他天资聪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被誉为老师的得意门徒。不久，父亲去世，家人分居，孙炳文由迁入县城经商的八哥资助，去叙府（即今宜宾）崇报寺读预备班，后考入叙府中学读书。这里位于长江上游金、岷两江的汇合口，交通方便，文化也较发达，是川南重镇之一。孙炳文到这里读书，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社会，扩大视野。加上他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现实生活中许多“不义而富且贵”的事例，使他对课本上宣扬的“仁义道德”那一套虚伪的说教产生怀疑，经常在作文中流露出愤世嫉俗的情绪。国文教员

1925年“五卅”运动后，党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孙炳文于这年8月离开德国转道莫斯科回到祖国。不久，他接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人电邀，到广州任职。孙炳文率次子济世和北大学生张斗南、段雪笙等十余人到广州后，他就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兼广东大学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他讲课语言生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学生思想启发很大。他关心学生的思想政治倾向，及时对当时“孙文主义学会”散布的谬论进行批评，保证了学生思想健康发展。

1926年3月，日舰炮轰大沽口，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发动组织北京市民大同盟，集会抗议日帝暴行，被段祺瑞政府血腥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孙炳文得知真相后，十分赞扬首都人民这种请愿斗争的革命精神，认为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又一次高潮。

同年6月，孙炳文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住在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办公处的万福路190号楼上，与周恩来、郭沫若、邓演达等人左右相邻

1927年4月，孙炳文接前线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电令，调他去武汉就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职务。其时正逢粤汉铁路中断，乃改由海路乘轮船经上海转武汉。在此之前，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暗杀活动，孙炳文已有所闻。因此，他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和家眷十余人，于4月10——12日先后秘密离开广州去香港，搭乘法国邮轮13日晚启航赴上海，这时孙炳文还不知道4月12日上海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在船上为防意外，孙炳文化装与家眷住在二等舱，其余人员住三等舱。一天，孙炳文在甲板上散步，不巧与褚民谊狭路相逢，欲避已来不及。褚是无政府党，是蒋介石的走狗。孙炳文对他早有戒心，因思过去彼此私交还厚，谅他虽然反对左派，或可不致危及个人安危。岂知这条走狗，为了邀功请赏，竟借法轮电台，向蒋介石告了密。

4月16日，船抵上海汇山码头，尚未抛锚停稳，一批法国巡捕就蜂拥上船，直奔孙炳文所住客舱，声称孙是“在逃大盗张彪”。孙炳文回答：“本

孙炳文殉难的消息传至武汉，《民国日报》以醒目的标题登载《孙炳文在沪遇害》的消息，强烈谴责和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恶，沉痛悼念革命同志。总政治部的同志得悉孙炳文遇难消息，悲愤至极，一致表示要继承烈士遗志，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并派代表向任锐表示深切的慰问。曾与孙炳文患难与共，亲密无间的挚友朱德听到噩耗，放声痛哭，如失手足。出征宴上曾被孙炳文赠给“戎马书生”称号的郭沫若，悲愤之余，特作《怀亡友》一诗，以志悼念。周恩来、邓颖超在孙炳文遇难之后，一直关心烈士全家，对烈士遗孤视同已出。

是年秋天，任锐送子回四川南溪。家乡人民得到孙炳文遇难的确实消息（此前，孙炳文遇难虽有所闻，但国民党右派县党部封锁消息，矢口否认），群情激昂，哀声震地，民怨沸腾。各界人民冲破反动派重重阻力，纷纷集会悼念和示威游行。南中师生还举办报告会，特邀任锐到校公开演讲，颂扬了孙炳文真理昭然、坚贞不屈，为革命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