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6)重返故乡，在松江府以东的乌泥泾镇，教人制棉，传授和推广“捍(搅车，即轧棉机)、弹(弹棉弓)、纺(纺车)、织(织机)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她所织的被褥巾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由于乌泥泾和松江一带人民迅速掌握了先进的织造技术，一时“乌泥泾被不胫而走，广传于大江南北”。当时的太仓、上海等县都加以仿效。棉纺织品色泽繁多，呈现出空前的盛况。黄道婆去世以后，松江府曾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松江布有“衣被天下”的美称。

1330年卒。松江人民感念她的恩德，在顺帝至元二年(1336)，为她立祠，岁时享祀。后因战乱，祠被毁。至正二十二年(1362)乡人张守中重建并请王逢作诗纪念。

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张之象塑其像于宁国寺。清嘉庆年间，上海城内渡鹤楼西北小巷，立有小庙。黄道婆墓在上海县华泾镇北面的东湾村，于1957年重新修建并立有石碑。

上海县港口镇北喜泰路西，有一所三间两进的黄母祠，它的第二进屋子当中，供着一尊手里拿着棉花、头上扎着布巾的农村妇女塑像。塑像额前皱纹累累，脸上一派慈祥沉毅，既显出被供俸者黄道婆苍老之年，又标示着她心地善良、性格坚强，使人瞻望起来十分亲切、敬意衷生，不知不觉地便沉入对她的历史追忆与慕念之中……

大约在南宋理宗淳祐五年（公元一二四五年），黄道婆生于上海乌泥泾镇（现在的徐汇区华泾镇）的一个穷苦人家。当时，正是宋元更替、兵荒马乱之际。蒙古军队锋芒直指临安，山河破碎的南宋王朝，君庸臣腐，出卖民族利益，朝野富人都是披金挂玉，依然吃得脑满肠肥，置民族存亡于不顾。可是，包括黄道婆一家在内的江南劳苦大众，不仅受汉族地主阶级的盘剥压榨，又遭到蒙古贵族铁蹄蹂躏威胁，还连年为天灾所袭击，使富庶的江南地区，竟成了“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的败落景象。

然而，在兵匪共袭的烽烟血火里，承继着祖先勤劳勇敢光荣传统的劳动人民，依然是

清朝人秦荣光一首竹枝词咏黄道婆：乌泥泾庙祀黄婆，

标布三林出数多。

衣食我民真众母，

千秋报赛奏弦歌。

民间还流传歌颂黄道婆的民谣：

黄婆婆，

黄婆婆。

教我纱，

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梁敏认为，棉纺织家黄道婆是向临高人而非黎族人学习纺织技艺。经过多次实地考察，梁敏发现，其一，黎族人的“织机”非常简陋，几乎只有一些绦带和木片片、竹棍之类的东西，很难称为“纺织机”。这与黄道婆学技后回到松江乌泥泾镇（今上海市龙华镇），为当地妇女传授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纺织技术的故事很难吻合。其二，早在汉武帝时临高人的先民就织出了贡品广幅布，深受汉皇赏识。从汉至宋元，临高人纺织技术理应更高一筹。其三，地方史志上发生过把临高人（熟黎）当成真正黎族的错误，误以为海南岛除了汉人，就是黎人，没有区分黎汉之外还有临高人的存在。　　此外，认为黄道婆是向闽南人学习纺织技术的说法缺乏证据支持。闽南人带来了商业文明，而非纺织技术。宋末元初，泉州一度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海上贸易中心，海洋商业的扩张迫使闽南人来海南寻找出路。至于纺织技术，并非其长项。直至明清两朝，闽南仍主要从松江输入棉布。　　临高

1980年11月20日我国发行了《J58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四枚，第4枚就是黄道婆

封建正史对科学技术有着一种无知的轻蔑，再加上对下层劳动人民的顽固偏见，所以对黄道婆这样一位伟大的纺织革新家及其杰出贡献，正史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这是我国历史学的普遍性的遗憾。但人民是公正的，“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两匹布。”这是上海一带劳动人民世代相传的一首歌谣。这首歌谣歌颂的就是表达了人们对黄道婆为我国棉纺织技术作出卓越贡献的感激。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的巨大贡献，赢得了当地劳动人民深情的热爱和永久的纪念。

黄道婆死后，大家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并且在乌泥泾镇替她修建祠堂，叫先棉祠。以后其他许多地方也先后为她修建祠堂（原上海县港口镇建有黄母祠）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对这位棉纺织业的先驱者的感激和怀念。解放后，上海人民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劳动妇女，新中国成立后，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重修了黄道婆的坟墓，种了树，建了墓园。北京的国家博物馆里还陈列着她的塑像和松江布，供后人瞻仰。黄道婆是我国古代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