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2月，生于萍乡市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

1925年夏，凯丰在萍乡中学毕业，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在此期间，他经常阅读《语丝》《莽原》等进步书刊。为了抵制湖北的“反赤运动”，凯丰写了一篇关于武汉“反赤”情形的通讯，登在鲁迅主编的《莽原》上，署名“未名”。该校校刊也不时刊登凯丰署名何克全的文章，后来他担任校刊的主编。

1927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赴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初，任团中央巡视员，不久任团广东省委书记，化名“开封”，按谐音写成“凯丰”。

1931年5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在狱中，凯丰坚贞不屈，3个月后，经党组织的努力，终于被营救出狱，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爱护并引导学生运动，凯丰在《红旗周报》《东方青年》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历数国民党罪行，充分肯定广大青年

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作词：凯丰，作曲：吕骥。

2015年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直播中，凯丰作词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为第一首抗战合唱歌。

知错改错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了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在会上，凯丰却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这话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以致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凯丰不仅在会上站在博古一边，而且会前受博古指使，三番两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凯丰向博古汇报说：

1930年与廖似光（1911—2004原名廖娇）结婚，后离婚。1948年8月，东北解放，廖似光以“劳动者协会”常务理事的身份出席了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当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从延安随凯丰到东北的秘书李士彬，回忆说，尽管她和凯丰早已解除了夫妻关系，但她与先期到达哈尔滨的凯丰还是以同志相称，互相嘘寒问暖。凯丰后与王茜结婚，王茜原名房纪，曾与陈辛仁有过一段婚姻。

在陈辛仁的回忆录里，和后来有些人的文章里，用了凯丰"有了新欢“；因王茜后来得了神经病，说凯丰在娶赵淑璧之前，散布过”王茜已经死了“的话；还以凯丰”移情别恋、薄情寡义“等语言指责凯丰。替陈辛仁思考，这话可以理解，但对一些不知内情的同志的文字表达，却值得商榷。战争年代，居无定所，尤其是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许多时候往往是身不由己。王茜进入中央机关，肯定不会是个人行为，宝鸡离延安还有很远的路程。凯丰与一个基层普通干部王茜肯定未曾谋面。

三十年革命生涯中，凯丰同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顽强奋斗不息。

凯丰一生理想坚定不移，对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对党的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始终清正廉洁，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始终以旺盛的朝气，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党和人民。

凯丰一生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他是我党共青团建设和青年、学生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在党的建设和文化教育工作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凯丰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凯丰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