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1882年—1967年），绍兴陶堰邵家溇人，他从《后汉书》中“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之句，取“力子”一词为笔名，自称为“勤劳之人”，从此就有了“邵力子”之名。

1902年乡试中举。1905年入上海震旦公学求学，后转入复旦公学，结识于右任，成莫逆之交。

1906年10月，邵力子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

1907年春回国，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

1909年5月，他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思想，三个月就被反动当局查封。10月，又创办《民吁日报》，继续革命宣传，仅42天又遭查封。11月后，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因宣传新思想被当局驱逐出境。

1910年夏末，重回上海，与于右任等人一起创办《民立报》，倡导国民独立精神，积极宣传北伐，成为当时同盟会的重要指挥所和革命党人进行光复活动的联络机关。1913年，《民立报》停刊后，到复旦公学任国文教员，后任私立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1914年，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南社。7月，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6年1月，与叶楚伦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任经理兼编本埠新闻，报道“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1919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抗日怒潮涌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邵力子主张停止内战，唤起民众，准备抗战。

1933年春天，邵力子在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其时爱国将领杨虎城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他与杨将军实行军政分治，主要注意发展农林水利事业，开荒造林，兴修水利；并着力发展交通文化事业，力求造福民众，同杨虎城相处很好。后来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进驻陕西，他赞同张、杨两将军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的“剿共”做法，深感忧虑；对张、杨两将军同蒋介石的矛盾尽力缓和，以期和衷共济，并且，他还要求部属注意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睦相处，以团结合作、共同对敌为首要任务。

西安事变爆发，邵力子同其他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亦同蒋介石一起被拘禁。事变第二天，蒋介石要求同邵力子谈话，邵力子乘机劝导蒋介石说：“事已如此，委员长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虑。

邵力子热爱祖国，也热爱家乡，经常对亲友们说：“每个人应爱祖国，爱家乡。我们的祖国和家乡也实在太可爱。”不断勉励家乡人士要为祖国、为家乡增光，1933年3月上旬，他回故乡绍兴时，曾作过题为《从绍兴到世界》的演说。大意是：故乡是祖国的一部分，热爱祖国必然会热爱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连故乡都不热爱，你还能谈到热爱祖国吗！他言行一致，既一贯热爱伟大的祖国，又始终关怀故乡的进步。

邵力子早年离乡，长期居外地，但一直十分热爱家乡。对有关家乡的文化教育、农田水利和其他公益事业，都非常关心，鼎力赞助。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担任绍兴七邑同乡会的副议长，积极筹办“绍兴旅沪公学”，任副校董。他生活上俭朴，但对故乡的教育事业总是慷慨解囊。30年代初，远在兰州任甘肃省主席时，听到绍兴尚无一所完全中学，当即出银币1000元，派人与朱仲华、金汤侯等地方士绅商谈，于民国二十一年6月创办“私立绍兴中学”，并亲书“卧薪尝胆”四字作为校

1933年3月，蒋介石为了削弱杨虎城将军的实力，以“军政分治”为名，免去了杨虎城的陕西省主席职务，专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主管军事。然后，调甘肃省主席邵力子任陕西省主席。

1933年春，邵力子携夫人傅学文自甘来陕任职。对于古都西安，他并不陌生，早在1907年他与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时，就经常听到于右任介绍西安的文物古迹和风土人情，1910年，经于右任介绍，29岁的他应聘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就住在菊花园的学校里（现西安高级中学），不久，因向学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而被地方当局驱逐出境。二十多年后，他以一省之长的身份重返西安，不禁感慨万分。

陕西的形势十分复杂，有杨虎城指挥的西北军，不久，又来了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军统和中统也在西安有很大的势力。作为一个文人省主席，他严守军政分治的方针，十分尊重张杨两位将军，但绝不过问军事，只是认真履行省主席职责，着手健全各地机构，整顿吏治，将主要精力放在陕西的

邵力子，提倡计划生育第一人

许多人都知道，在我国制定计划生育国策时，绍兴籍人口学家马寅初功不可没，正是他坚持真理，才使控制人口最终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他却不是最早的提出者。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是另一位绍兴乡贤、“和平老人”邵力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了中国要控制人口的观点。

在1921年邵力子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时候，他就积极提倡节制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邵力子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见乡村满地奔跑的幼孩之众多，他陷入沉思，向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四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