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英的中学时代是在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弟学校101中度过的。在中学里他一直是班上的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还被誉为高干子女的表率。那时，郭世英不仅成绩优秀，还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是学校足球队的名将。

郭世英在101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外交学院，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里读下去，而于1962年转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

郭世英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之聪明过人，又具有强烈的求知欲，那厚厚的一本《古文观止》，他只要默默地读上几遍，就能将全书的古文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刚入北大哲学系，他的父亲郭沫若正应国家青年艺术剧院之约赶写剧本《郑成功》，这时郭世英常在一旁翻阅父亲所用书籍和有关资料，还自己动手也写一本《郑成功》的剧本，并且在父亲之前脱稿。当青年艺术剧院派人来郭老家催稿时，郭沫若先生还未完稿，于是郭沫若就对来人说：“我的剧本还未脱稿，那么你们就先把我儿子世英写的《郑成功》的剧本拿去看看

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涉及郭世英的文字，是陈明远提供的郭沫若1960年11月18日致他的信：“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两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封信，不但透露出世英和民英（主要是世英）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了解郭沫若当年心境的有意味的材料。《三叶集》是五四时期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集。才华横溢的郭世英对于父亲当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学上的实绩，无疑有着极大的向往。不到20岁的他，要弄出一部《新三叶集》。饱经沧桑的郭沫若对此事的反应颇为复杂，作为过来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强调：“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

郭世英在读了父亲五四时期的文论和诗歌之后，对父亲后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

1963年六七月间，大学一年级生郭世英下放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这是一种尚有若干人身自由的改造，显然是照顾到郭沫若的声望才从轻发落。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三人则以“反动学生”定罪判刑。这个案子惊动了中央高层，一是X诗社的成员多是高校学生，二是成员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军队的高级干部。X诗社成员中的张鹤慈是北大教授张宗炳的儿子，而张宗炳则是著名学者张东荪的长子。毛泽东在北京市委报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简报中提及张东荪，称之为“那样个别的人”，并与“严重的敌特分子”相提并论。对于郭沫若来说，自己的儿子与张东荪的孙子搞到一起并且是这样一个结局，使他平添了一分忧谗畏讥的郁悒。郭沫若还在登上文坛之初的1920年9月，就与时任《时事新报》主笔的张东荪有过通信关系。郭沫若后来翻译歌德的《浮士德》，也端赖张东荪的促成。虽然为郭沫若《女神》时期的火山喷发提供阵地的是宗白华，但因着《学灯

●1962年9月，郭世英、周国平、曹天予进入北大哲学系就读，相继成为朋友。

●1962年10月下旬，于立群接到北大党委反映，说郭世英和反革命分子曹天予来往密切，限制其交往。曹天予在郭世英要求下，给郭沫若写了一封长信，商榷史学问题。郭沫若回信。

●1963年2月，郭世英和张鹤慈、孙经武等人结成X小组，周国平、曹天予没有参加。曹天予出席了×的成立会议，提出不成立有形组织、不出版有形刊物、不制定成文纲领、订立保密规则等建议，均被采纳。

●1963年5月上旬，X小组事发，5月7日，曹天予去了郭沫若家，5月8日接受北大党委调查。

●1963年6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周国平接受海淀区公安局调查，如实交代了他所知道的x的情况。最后的判决是，张鹤慈、孙经武各劳动教养二年，郭世英受到宽大，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自愿的名义到河南一家农场劳动一年。期满后，在他自己要求下，又延长了一年。

●1964年，北大批判“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