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1941年至1945年，先后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50年8月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即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和成都燕京大学，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毕业后担任过中学教师和杂志社编辑。1946年至1949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国际版任资料员，后到延安新华通讯社任编辑，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1954年至1957年上半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随同周恩来总理参加过多次外交活动，包括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在新华社期间，写过大量国际新闻评论，参与许多外交和政治文件的起草。1957年，因“大民主”的有关言论被毛泽东点名，定为极右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下放劳动等不公正待遇，“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于1973年回京任新华社参

读李慎之的材料，仿佛更接近了他的深心。在这些作为被批判者、被整肃者而写的材料中，保存了他对自己原始思想状态的清醒描述，使我找到了他晚年思想的源流。我设身处地，发现他所做的这些陈述，以他一贯维护个人尊严的自觉看来，不像是仅仅为了迎合权力者的指供诱供，以求“过关”而已。他一方面确也是出于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一切如实地提供组织审查，情愿接受这“审查”的后果；另一方面则不排除更深远的用心，就是“立此存照”，留待历史的公论。正如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瞿秋白牺牲前写的《多余的话》，他们心目中的真正读者并不是收卷的人；也正如布哈林的遗嘱标明是《写给未来一代的党的领导人》；李慎之应该是希望他的真实思想有朝一日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因此他的自述是从容的，并不是气急败坏地给自己头上“扣屎盆子”，以求尽快获得“宽大处理”。

1957年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检讨

1957年反右派时，李慎之是新华通讯社总社国际部负责人

《被革命吞吃掉的儿子》

《李慎之文集》自印本

（《怀念李慎之》自印本）

《亚非会议日记》，世界知识社，1955年，与张彦合著

《亚非会议日记日内瓦会议通讯》，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

《崩离与整合：当代智者对话》，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与王元化、杜维明合著

《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与何家栋合著

《廿一世纪的忧思》，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

从顾准，到李慎之先生，都是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娜拉”。林贤治先生在《纪念李慎之先生》中说：“李先生也是娜拉。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间，出走成了唯一的主题。”然而今天，“他倒下了，倒在门槛旁边。”“出走”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一个独特的精神命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从顾准到李慎之对自己青年的理想、事业的义无返顾大步高吭的思想出走，一方面昭示了一种艰难的灵魂挣扎的过程，一方面向历史、向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展示了一种理想的破灭及其血的教训。在李慎之先生作为二十世纪末知识界最重要的人物的全部意义中，我认为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他以他的个人的惨痛经历与艰难的思想挣扎，向时代与历史，中国与世界，我们与他们，昭示了一个具有道德良知与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百年的历程中的希望与失望，幻想与破灭以及挫败之后的最终选择。

李慎之、李锐、王元化等老先生，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一代人，他们有过激情澎湃的年轻时

李慎之同志逝世

本报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同志，因病于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李慎之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于5月9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陈奎元院长、王洛林副院长等院领导、老同志和有关单位送了花圈。副院长李慎明、高全立，秘书长朱锦昌前往八宝山向李慎之同志遗体告别。

李慎之同志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1941年至1945年，先后在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和成都燕京大学学习，1944年11月在四川成都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救亡协会”。1945年至1946年，先后在四川自流井蜀光中学任教员、成都《天风》杂志社任编辑。1946年至1949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国际版任资料员，参加上海《新华日报》报馆的筹备工作，后到延安“新华通讯社国际部”任编辑，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起，在新华社国际部任编辑组组长、副主任。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