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斐年少家贫，其岳父为当地有名中医，认识时任连长的白崇禧，1920年起刘斐先后入广西南宁和广东西江讲武堂，毕业后相继任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参谋和第3路指挥部参谋长，参加对旧桂系部队作战。1926年春刘斐随广西绥靖公署参谋长白崇禧赴广州与国民政府商定两广统一和准备出师北伐的具体措施。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11月辞职赴日学习军事，进入日本陆军大学。

1934年春刘斐返桂，任第4集团军高级参谋兼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教育长。1936年刘斐奉命策动广东陈济棠联合桂系反蒋（介石）。两广事变爆发后，又应程潜之约，积极为蒋、桂和解斡旋。

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刘斐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组长。次年改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掌管作战计划。在抗战中多次识破日军战略动向，然皆不为当局接受,1949年李宗仁派出代表团与共产党和谈，刘斐以军事顾问身份参与。当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

刘斐1898年10月25日生于湖南醴陵县姚家坝乡潭湾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刘笛楼和母亲张氏生有三子一女，刘斐排行最小，从小聪明活泼，令人喜爱。父母含辛茹苦，勉强把他拉扯到9岁，为了让他能上学读书，日后有碗饭吃，忍痛将他过继给一远房兄弟为嗣。其后，刘斐入塾，继而考上醴陵县朱子祠高等小学。他天资聪颖，能说敢干，成绩优秀，深得老师同学喜爱。1917年夏，刘斐与当地著名中医邹益经之女邹碧坤结婚。

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汹涌澎湃，波及湖南，刘斐深受到影响，打算外出做番事业，他的想法得到岳父邹益经的支持。是年秋末，桂系举起“护法”大旗，广西督军谭浩明任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出兵援湘，抗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进攻。日后成为桂系首要人物的白崇禧当时奉命带兵退驻株洲，不幸士兵水土不服，多有染病，白本人也病倒不起。邹益经被请到军中为患疾官兵医治。经邹的精心调治，军中瘟疫尽除，患者尽数痊愈，桂系官兵感谢不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再度攻克南昌，残敌孙传芳部向浙江狼狈溃退。因战情需要，蒋介石任白崇禧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并授以进占杭州、上海的全权。刘斐为白的助手，本可随其东下，再立战功。然而，在二度攻下南昌之后，鉴于蒋介石等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阴谋压制工农运动、排斥共产党人，国共矛盾渐趋激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即将遭到毁灭，而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他“急流勇退”，再三辞职，请求出国学习。白崇禧无奈，只得应许他东渡日本学习军事。

1927年春节，刘斐回到家乡。当地乡亲为他的业绩深感骄傲，举行欢迎大会，刘斐在会上慷慨陈词，宣传孙中山关于国民革命必须依靠工农的主张。春节后刘斐离开家乡前往上海，入一短期日语班学习，不久由沪乘轮船到达日本。他在日本东京先学习了3个月的日语，后通过根本博少佐介绍至东京附近的千叶县佐仓町第1师团第57联队，见习半年，经过考试录取入日本陆军步兵专门学校学习。

在陆军步校，刘

1934年春，刘斐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此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采取独裁统治，对李宗仁、白崇禧采取扼杀的方针，广西当局所处形势和环境很不利，需要对付的问题日益增多，因此他们一再催促尚留日本的刘斐从速归国回桂。

刘斐拒绝了去南京为蒋介石充当幕僚，回到广西。在他提出“一不带兵；二不担负具体责任”的情况下，李、白同意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高级参谋兼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教育长，协助白崇禧培训民团骨干。他利用这一职务，一方面在学校加强孙中山三民主义教育和军事知识教育，开展军事训练，一方面往来各地进行抗日反蒋的政治活动。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魔爪，已由东北伸入华北，并不断向华北增兵，妄图实现并吞全中国的计划。中华民族处于空前危机之中。但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日益扩大的侵略，却仍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因此，刘斐赞同李、白高举抗日旗帜进行反蒋，并积极策动湖南、广东以及其他方面的势力一致反蒋。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淞沪地区。8月13日，日方集结驻沪部分陆军及海军陆战队万余人向闸北进攻，中方军队立即应战，大规模抗战于是开始。

是日，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任命何应钦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军委会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事宜。刘斐被委任为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中将组长，参与大本营对日作战决策。

其时，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是“速战速决”之战略方针，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刘斐召集作战组的一些负责人，根据敌我双方基本情况和敌我战略方针，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他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的是蚕食政策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国军备虽处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我国的战略方针应该是：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尽可能使战争全面化，利用我国诸多有利条件，实行持久消耗战略。这些

随后，刘斐从南京回到了长沙。如他回忆所说：“这年秋天，真可谓是多事之秋。白崇禧逼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声明求和，继又声明下野；毛泽东发表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李宗仁代理总统并声明接受‘八条’进行谈判。”刘斐认为，蒋介石政权失败已成定局，只有与共产党真正地讲和，才是它的唯一出路，也只有讲“和”，国家才能实现和平统一，由此他坚定了主和反蒋的思想。

在湖南，时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的程潜这时处境维艰。刘斐到湖南后，便与程潜频繁接触，经常交谈。刘斐知道，程潜对蒋介石历来不满，但是。虽想反蒋却苦于手中没有“本钱”。程潜与李宗仁、白崇禧有前嫌，又不敢靠拢桂系。于是刘斐为程潜出谋划策，说：现在国内和平空气很浓，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李宗仁既然主和，蒋又下野，所以应同李、白一道来主和，争取熄灭内战才好。湖南的情况虽然复杂，但只要同李、白关系搞好，就有办法使湖南内部稳定。并提出替程潜疏通与李、白

新中国成立后，刘斐历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第五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

刘斐于1950年春到武汉就任中南水利部部长。供职之前，毛泽东主席几次与他谈话，对他以后工作、学习和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完成周恩来总理所交的重要任务：制定华中区水利工程建设详细规划，他还直接参与了荆江分洪工程的领导工作，取得工程的巨大胜利。

1954年夏，中南行政委员会撤销，中央将他调回北京。回京后，刘斐专心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他通过新闻媒体发表谈话，撰写文章，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应当顺乎历史潮流和人民的意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尽早举行两党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