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1月20日，生于浙江余姚蒋村。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只熊来到他家，便给他起名梦熊。

1892年入私塾。

1898年，入绍兴中西学堂，蔡元培正好是那里的“监督”（相当于校长）。

1899年随家迁往上海，入天主教学校读英文。

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起，举家迁回余姚，在余姚城某校习英文、算术。

1901年，到杭州一教会学校习英文，后因学潮全体学生离校。

1902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前身为求是学院），因闹学潮被列入黑名单，改名梦麟。。

1903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学习，次年中秀才。

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

1908年8月赴美留学。

1909年2月，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

1912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

1917年3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教育杂志》编辑和《新教育》杂志主编，并协

《西潮》（英文自传，后译为中文）

《孟邻文存》

《谈学问》

《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

《新潮》

《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博士论文）

《高等学术为教育之基础》

《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

《个人之价值与教育之关系》

《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

《改变人生的态度》

《和平与教育》

《新旧与调和》等

蒋梦麟指出，教育是一门科学，但它不属于纯粹科学或基础科学，而属于实践科学或应用科学。它不能离其他科学而独立。他指出了三个方面：1、教育为全生之科学。目的在享受人生之完满幸满，或达到人类生活之丰富。2、教育为利群之科学。利群是达到全生目的的方法，即儒家所说：“明德新民”、“己欲立而立人”。3、教育为复杂之科学。教育以人生为主体，而人生不论个人或社会，均有繁杂的学科需加研究。

蒋梦麟认为学术是社会进步、国家强盛的基础，一个社会或国家之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科学、学术不发达。要使社会进化，首先就要提倡科学和学术。他指出中国传统学术的三大弱点是：1、无系统；2、太重应用；3、太重古文字，知识不易普及。因此，他提出教育要改变这种弱点的方向是：1、重视“论理学”（即逻辑学）和科学之方法；2、提倡探究学问的精神上的兴趣；3、革新文学。先求言文之接近，教育方能普及。他认为，教育既为复杂之科学，必有赖于他种科学，

原配：孙玉书（两人有三子一女）

第二任妻子：陶曾谷（亡友高仁山遗孀）

第三任妻子：徐贤乐

长子：蒋仁宇

次子：蒋仁渊

三子：蒋仁浩

女儿：蒋燕华

1916年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长，极力推动文学革命。蒋梦麟与陈独秀尽管政治主张不同，相处得倒也不错。他俩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好像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尽管这对“同病相怜”的朋友，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但当陈

“话说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国币一百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胡适）

“我的朋友中，脾气好的人也不少，但对于仆役等最客气，而且从来不发脾气的，我想只有梦邻一个人。记得我们初到长沙去组织临时大学的时候，我们合用一个宝庆的老兵，因为语言关系，往往词不达意，我是一个性急的人，孟邻先生看见那位宝庆的同胞做错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刚好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时候，他的反应总是发笑，我却在着急。纯厚，同情，宽容是他的本性。”（叶公超）

“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傅斯年）

“孟邻先生去世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哀思，更是一个典范，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典范。”（台湾《中央

对北京大学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不过，有研究者仍在报怨：“前两年北大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陈平原也表示遗憾：“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

故居

蒋梦麟故居位于浙江省余姚市黄家埠镇华家村后蒋自然村，坐北朝南，原由门厅、正屋、两侧厢房及后灶屋组成，现仅存正屋五间。当地政府于2010年10月开始对蒋梦麟故居进行修缮，同时重建了东西厢房、围墙、庭院等建筑。修缮后的蒋梦麟故居还原了他在《西潮》中描述的“故居环境幽雅，小桥、流水、修竹、河埠”的场景。

作为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把一生的大部精力投之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北大的建设。他把营造学术中心，作为治理北大的理想目标，长期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维护北大的基本传统，在上世纪的20-40年代，铸就了北大和“西南联大”的几度辉煌，并在国内外发生重大影响。

蒋梦麟发展了教授治校的原则。他吸取美国一些大学的管理经验，强调层层分工，各司其职。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管理方针。原属各学院的教务和事务等工作，改由学校秘书处和课业处负责，改变了过去教授兼任各种事务的现象，使教授得以专心治学与教学。同时，他严格限制教师在校外兼课，使教授有充分时间研究和积蓄学问。此外，北大在蒋梦麟的具体实施中于1920年便首倡了评议会（司立法）和行政会议（司行政），使众多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大改方针上发表意见，发挥积极作用，以利于更好地贯彻教授治校的原则。

从2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