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

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让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然而，林纾涉入译界却是极为偶然的事，他的译作如此畅销也在意料之外。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

戊戌维新前，林纾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谈新政，作《闽中新乐府》50首，反映了他当时的进步思想。像《村先生》、《兴女学》等，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女子教育，宣传爱国思想："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村先生》）这种宣传爱国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更有发扬，像他所作《徐景颜传》，就表扬海军的为国牺牲。

林纾后来思想转向保守，跟他始终主张维新、忠于清光绪帝的立场有关。辛亥革命后，他在《畏庐诗存·自序》里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他虽然没有在清朝做官，却十谒光绪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国后，他和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相继离开北京大学，并攻击革命家章炳麟为"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与姚永概书》）为桐城派张目。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杂志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的古文

林纾有《畏庐诗存》，却删去了《闽中新乐府》。他自称"吾诗七律专学东坡（苏轼）、简斋（陈与义）；七绝学白石(姜夔)、石田(沈周)，参以荆公（王安石）；五古学韩（愈）；其论事之诗则学杜（甫）"（《林畏庐先生手札》）。他最推重自己的古文，批评康有为赠诗称赞他的译著，而不谈他的古文是"舍本逐末"（同前）。他自言在京与吴汝纶论《史记》为文之用心，深得吴之首肯。又推重吴汝纶评点《史记》"发神枢鬼藏之秘"（《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又称吴始见其文，赞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赠马通伯先生序》）他标榜桐城派，其实他的古文跟桐城派并不相同。像《冷红生传》、《苍霞精舍后轩记》、《赵聋子小传》，都善于叙事抒情，写得生动而有感情，或杂以诙谐，能感动人，不像桐城派文的谨严而较平顺。他的《畏庐文集》，于闲漫细琐之处，曲曲传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曾朴认为，林纾没有认识到白话文为大势所趋，坚持使用古文体翻译外国小说，是他翻译生涯最大的缺陷。这是中肯的评价。倘若林纾能在翻译创作盛期用白话文翻译小说，将会有更多中文基础薄弱的民众读到外国文学。

林纾乐善好施，在他译作畅销海内的那几年，月收入近万，他大部分都用来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上学。他自己不会外文，却资助了许多学生到国外深造。晚年，林纾的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