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一的出仕过程和当时很多其他汉族督抚曾国藩、李鸿章等类似，都是身作儒生不满太平天国之乱而参与地方乡勇，进而因战功而被擢升为地方大员的典型例子。在1855年，刘坤一在太平天国动乱期间参加乡勇团练，加入江忠源系湘军征讨太平军，其后因带领湘军立下战功，而由廪生逐级升为教谕、知县、知州、知府、广东按察使及广西布政使，并于1865年起晋升为江西巡抚，任内作风保守，认为社会之富强源于典章制度的优良，抄袭西方技术不如“自力更生”，对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不予认同，这种思想可反映在他的讲话之中：“为政之道，要在正本清源。欲挽末流，徒废心力。国朝良法美意，均有成规，因其旧而新之，循其名而实之，正不必求之高远，侈言更张。大乱既平，人心将静，有志上理者，其在斯时乎！”

在1875年，刘坤一署任两江总督，又在翌年晋升为两广总督直到1879年，之后在1880年开始担任了两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从这时期开始，

刘坤一从信奉儒家经典的封建士大夫发展成为晚清著名的洋务外交活动家，其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转变阶段：1865—1874年（同治四年到同治十三年）为第一阶段，这是思想保守时期；1874—1881年（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七年）为第二阶段，对洋务新政的态度由排斥转为间或支持的时期；1890—1902年（光绪十六年至光绪二十八年）是第三阶段，是其洋务思想的成熟时期。

从1855年从军到1865年任江西巡抚这十年，刘坤一主要涉足军旅，一则因忙于攻城守地，一则因地位低微，其思想特征尚未完全显露出来。及至1865年出任江西巡抚，且一任九年。赣抚时期，是刘坤一政治事业的初创时期，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奠基时期。由于客观上僻居内地，且忙于军务，地方兴利除弊成为头等政治目标，故他无暇接触新思想、新事物。主观上，由于他成长于闭塞而又民风强悍的湘西邵阳，不怕死、不畏难、不服输的“宝古佬”气概染之全身；加之饱读儒家经典，具有十分强烈

刘坤一并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只是在总督地方过程中，通过与西洋各国的接触以及对时局的综合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

(一）坚待开放，反对闭关，力求主动，讲究实效。刘坤一，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蜕变中，难能可贵地认识到了闭关锁国已经不可能了，故而极力主张中西通好。刘坤一所主张的这种通好，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中外和约为基础的。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他也主张中外友好往来，希望待之以诚，以此归化洋人。从这样一种观念出发，他对晚清洋务外交中的拖延作法是极为不满的。认为“中外交涉之件，应办便办，不可推辞；可行即行，不宜迟误”，“有格碍者，无妨直告以所难，词尚和平，意须斩截。洋人性虽狡执，往往肯听吾言；纵使未必遽从，亦当持之坚忍，彼无非以兵事恐我，以总署压我，不为所动，彼亦其奈我何？待之以诚，哲之以理，有时机权之用则在操纵合宜；最忌躲闪游移，含糊了事，一以诿之朝延。”

(二）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注重维护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