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原籍浙江海盐。1867年10月25日生于广东，1959年8月14日卒于上海。光绪壬辰（1892）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破格召见，政变后被革职。1896年和陈昭常等人创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1898年冬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注意译书的选题意义，改变原著重译兵书为译社科书籍。后任公学总理，1902年7月后辞职。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03年任该馆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1920～1926年改任监理。1926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1949年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编译所和涵芬楼（后扩建为东方图书馆）藏书，开创了私营出版社设专职专业编辑和图书资料以保证出版物质量。他所参与规划的《最新教科书》获

张元济早年中进士，点翰林，激于时势，抨击时弊，参与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被革职。1901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他主张教育救国，启迪民智，苦心孤诣，矢志不移。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刷所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业机构。张元济在中国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张元济在参与戊戌变法时，便树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举办“健社”、“西学堂”，后任职于南洋公学堂。但在腐败的旧中国，这种通过政治途径进行改良的理想，没有最终实现的可能。于是张元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出版这条更为实际的道路来实现他的智民之举。

通过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张元济确立了他的编辑宗旨，即“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认为，办教育就应当编辑出版编写得体、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适合中国国情的教科书。张元济提出，要杜绝当时的两种通症，一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张元济认识到，“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必然毫无结果”。

张元济传--出版巨擘而救治的良方，只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逐步改良教育、培养人才、传播新知、转变风气，这才能给变法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最终取得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躬身反省，培植了他后来选择与教育紧密相关的出版作为终生事业的思想根基。1898年10月，被贬黜的张元济离开京城，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来到了“新学枢纽之所”的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而其主要的工作，则是翻译出版西学书籍。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到处寻找印刷生意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二人一见如故。

世间的事充满偶然与必然。如果不是夏瑞芳有借重文化人的心思，如果不是张元济的思想有了改变，他们的相遇也不会促成现代出版业重镇——商务印书馆的崛起。1902年，受夏瑞芳的热情邀请，张元济毅然辞去南洋公学职，到商务印书馆任事。张元济的到来，为早期商务的发展确立

张元济致力于引进西学、介绍新知，精心选择、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影响尤为广泛深远。在他主持下，商务还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工具书。1915年，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问世，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的出版先河。此外，商务还编辑出版了十多种在民众中有广泛影响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

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又密于检察，所著《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录》集近代目录体例之长，又检录綦详，已成为现古籍鉴定援引例证之一。此外，还著有《校史随笔》、《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张元济图书馆在武原镇文昌东路，1984年8月筹建，1987年5月8日开馆。陈云题书馆名。图书馆占地8670平方米，有阅览室、少儿书库和张元济先生纪念室等。馆舍为仿古建筑，池塘亭桥，花木扶疏，可游憩。

张元济先生纪念室，正中为张氏半身汉白玉塑像，室内陈列张元济生平事迹、著作、研究论文和地方文献。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海盐武原镇人。

张元济一直关心与支持家乡文教事业。竭力搜求、保存故乡先贤遗著，其于民国30年1至4月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的珍贵书籍就有：嘉兴府前哲遗著496部、1822册，寄存(后永远捐赠)的张氏先世著述及所刊所评校之书104部、856册；海盐县先哲遗著355部、1115册。民国10年始，张元济与葛嗣彬、金兆蕃、王甲荣等发起补辑《檇李文系》，并主持其事。几经中辍，最后完成，续辑较原编约增一倍。他亲笔抄录《目录》4册。但书未能印成，抗战前原稿装订78册藏嘉兴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