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西九江，191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赴美国留学，获麻省赫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后复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离英后，再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192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27年春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并兼吴淞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1935年复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1938年5月，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马来亚专员。1942年2月，回国至重庆。后奉委为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1946年返国。1947年3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7月任外交部常务次长；12月任庆贺缅甸独立特使。1949年1月，任外交部政务次长；3月代理部务；5月任外交部部长

叶公超，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正逢五四运动爆发，他加入“南开救国十人团”，到各地作唤起民众的演讲。1925年获美国麻州爱默斯特大学学士学位。1926年获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这个硕士学位给叶公超日后从政增加了筹码，而他的母校爱默斯特大学后来送给他的名誉博士学位，反而不值一提。就在他念硕士时，获识英国著名诗人与评论家艾略特（又译“爱略特”），以后在1934年4月的《清华学报》上发表《爱略特的诗》。叶公超成为中国介绍艾氏诗与诗论的先行者。

1926年回国后，叶公超在北京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主讲西洋文学，兼任北京《英文日报》与《远东英文时报》编辑。他初到北大任教时，年仅二十三岁。这时他有两个得意门生，其中冯文炳（废名）比他大四岁，另一弟子梁遇春（秋心）小他两岁。他上课时十分注意仪表，梳得发亮的头发配上含在嘴里的烟斗，显得风度翩翩，十足的绅士派头。再加上他授课时一口流利的英文，简直叫学生听出耳油

1926年春，叶公超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28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由诗人徐志摩任主编。新月社带俱乐部性质，并非是有组织的团体，成员有胡适、梁实秋、叶公超、闻一多、潘光旦、余上沅等人。这些人受的是英美教育，对苏俄的共产主义文艺政策缺乏好感，对上海左翼作家的亲苏行为十分看不惯。《新月》的出版便负有“对抗他们”的使命，如该刊提出的“健康”与“尊严”的口号，是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拨。叶公超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不是论争而是书评，这些书评用简约的文字介绍海外新出的名著、从出版界到著作家的重要信息，使读者及时了解世界文坛的现状和走向。1928年夏，叶公超为“新月”编辑出版了《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选》，另与闻一多共同编选《近代英美诗选》。

《新月》最后三四期，除少数几位作家的诗文外，其他文章由叶公超用不同的笔名写就。在停刊前由叶公超最后主持的六期编务中，培植了不少新

在北平执教鞭的日子里，叶公超先后开设了大一和大二英文、英文作文、英国短篇小说、英国戏剧、英美现代诗、18世纪英国文学、19世纪浪漫运动、文艺理论和翻译史等课程，并培养了像钱锺书、季羡林、吴世昌、卞之琳、王辛笛、曹葆华等高足。这时叶公超不仅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而且在个人生活上也过得颇惬意。1931年6月，他与潜心攻研物理的贵州女子袁永熹喜结秦晋之好，当时被人称为佳偶天成，是一对神仙伴侣。其子女命名不是出自洋典，而是出自中国古典名著《诗经》中的“彤管有炜”一语，即长女为叶彤，长子为叶炜。他这时不仅教书育人，成了年轻有为的学者，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自由派批评家的地位。他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的《写实小说的命运》，反对左翼文人提出小说负有改造社会责任的观点，认为小说应讲究艺术性，它并不是什么“伦理道德的记载”。这种观点虽系针对左翼倡导的写实文学而发，但在反对小说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1937年抗战号角吹响后，“学术擅中西”的叶公超先是担任“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外语系主任。1938年5月，该校迁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大，叶氏又任该校外文系教授。1938年春，为维护西周重器毛公鼎不落入敌伪之手，“才高自是气雄豪”的叶公超应其叔叶恭绰之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独自由云南到上海处理此事，以致被日本宪兵拘捕，投入监牢四十九日，幸毛公鼎未被搜出。

叶公超结束十四年的杏坛生涯后，经董显光之延揽进入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这是他投笔请缨从政的开始。在派往新加坡工作时，日军南侵后滞留新加坡，他组织了“星、马华人反侵略动员委员会”，所乘兵舰曾遭日鱼雷击沉，幸好被渔民救至爪哇。他冒着敌人炮火从印尼返回陪都重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侃侃而谈，对打败德国法西斯充满了信心，另把星、马的抗日活动描绘得有声有色，流露出一股浩然之气。不久他被派往伦敦任中宣部驻英办事处处长，他的外交才能

抗战胜利后，叶公超回国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1947年后，升为外交部常务及政务次长。1949年3月代理部长。同年6月10日始任外交部部长，还一度兼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1948年冬，国民政府外交部撤退广州之初，叶公超眼看国民党风雨飘摇，处境维艰，断然决定把外交部的全部档案运到台湾，这就使从清朝起到国民党大陆撤退时所有和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等重要文献完整无缺地得到保存，因而蒋介石对叶公超在撤离大陆时既没有丢大印，而且又保留了重要档案的超前意识十分佩服。当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总统”时，叶公超被留任，一直到1958年4月14日调任“驻美大使”为止。

叶公超出任外长前，当局曾提名傅秉常或胡适出任，后他们两人均感到国民党赴台后守的是烂摊子，工作无法开展，坚辞不出山。当时的形势的确对台湾当局大为不利：1949年8月初，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对台湾有不少“恶言”，使其对外关系蒙上一层乌云。1

叶公超最伤心的是莫过于1961年被免“驻美大使”一事，起因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外蒙古于1921年3月脱离中国宣布独立，1946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宣布承认独立，但是1950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由又拒绝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对此一直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后台湾当局画的“中国地图”一直包括“外蒙古”。1961年春夏之交，联合叶公超

叶公超的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偶尔有人提问，他就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大家相安无事。有学生问，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

正因为叶公超厌恶假话，故他从政多年，并未完全被政客那一套做人准则所同化。他于1954年3月对新上任的“中央日报社社长”阮毅成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和宣传，对自己有利的事，皆要尽量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者也。”叶公超最看不惯的是伪君子、假道学、小官僚与情报贩子“利用市井小人，以打击正人君子”。他常写的联

1961年叶公超奉调回台湾后，经黄少谷和蒋经国说情，蒋介石才对他有所宽容，让他出任“行政院院务委员”，兼“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另还被“中央研究院”聘为评议员。1978年5月20日，又被继任“总统”的蒋经国聘为“总统府资政”。这些闲职难慰他怀才不遇和受到蒋介石罢黜的委屈之心，心情甚为忧郁。他的后二十年以练书法和绘画打发时光。他曾对昔日好友梁实秋说：“怒气写竹，喜气写兰。”其中幽兰出空谷，墨竹淋漓胜青绿。又由于画竹更能抒发他的抑郁心境，故他写竹多于写兰，曾以小幅赠梁实秋。他的书法深得褚遂良神髓，尤喜录陆放翁、王安石的诗。题竹诗曰：“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别人向他求画，他爱写的对联为：“读史难通今日事，闻歌不似少年时。”其孤独心境可想而知。此外，他闲而狩猎，感而赋诗。晚年他曾说：“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为了弥

叶公超是位不易被别人了解透彻的人。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他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异常复杂；有时治事严谨，有时又游戏人间。据他生前好友的回忆，叶公超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他的夫人袁永熹长期在美国工作，任加州大学研究员近三十年。她格调高，气质不凡，是位荆钗布裙洗尽铅华的学者。鉴于她受的西洋教育，不愿夫婿拜相封侯，更不习惯台湾繁文缛节的生活，另由于叶公超本人长期在海外奔波，生活漂泊不定，不能赴美与妻相伴，因而俩人分居近四十年，夫人只在双十节回台一天，参加完酒会就远走高飞，双方互不提对方。对感情丰富的叶公超来说，内心自然倍感寂寞与痛苦。一些妙龄女郎，见到这位文采风流的世家子弟，既具文学家修养又具艺术家气质，兼外交家风度，因而难免为其丰仪所倾倒。这样便有叶公超的不少风流佳话。陈香梅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双橡园主人的风采，使华盛顿的上流社会，既尊敬又愿意亲近他。“多少双纤手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