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任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组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上海凉城新村寓所遇害，噩耗传出，上海为之震惊。海内外新闻传媒关注这一重大命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一百七十多人组成的“八二五特大凶杀案”侦察专案组。经过对两千人的调查访问，最后终于侦破疑案……

她的死是悲惨的。凶手是她曾经接济过的一个年轻人，是戴老师的同乡，戴老师多次在钱物上帮助过他，那时，戴老师并不宽裕，写作的稿费也不高。这个年轻人鬼魂附体了，在潜入戴老师家中偷窃时，被戴老师在家的侄女发觉，那人将她的侄女打得昏死过去。戴老师是买菜回来碰见他的。据说，戴老师连连怒斥他：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这个人还是疯狂地杀害了她。然后，还杀了苏醒过来的她的侄女。现场是恐怖的。犯罪者交代，他杀了戴老师之后向戴老师鞠了三鞠躬说

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脑裂》、《我的故事》、《空中的足音》、《往事难忘》，中短篇小说集《锁链，是柔软的》，散文集《戴厚英随笔》等。

“任性斋”

上世纪80年代，因为探讨人性、人道主义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而蜚声文坛的已故女作家戴厚英在沪上复旦大学居所的书斋，有一个很新奇的名称：任性斋。虽然它的布置风格非常传统，可以说与“时代潮流”颇不协调——既没有什么豪华摆设，也不见值钱的古玩艺术品。房间内放着满满的四个书橱，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一只老式的三人沙发。也许，只有那部当时尚不多见的台式电脑，彰显着主人公思想状态的“先锋”与“前卫”。　为什么给书斋取这样的名称呢？戴厚英说：自己“原本是性情中人，生活在性情之中，颜色、式样对我都是毫不重要的外壳，不值得注重的。”有一位爱好书法的青年朋友，专门为她的斋名书写了匾额，白纸、黑字、木框，质朴而大气。戴厚英在闲暇时刻，仔细品味那雄浑厚拙的字形，

“文化大革命”后，戴厚英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写出了《诗人之死》。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上海某些人闻讯，视为猛兽———因为闻捷之死与那些人有关。此书停了下来。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决定转印，打了纸型。这时，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压此书。终于此书无法在上海印，转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又派人追到福建。关键时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给予支持，使此书问世。上海新华书店原订六万册。印成后，受到某些人干涉，上海退书，一本也不让进。后来，总算进了一点点。有人看了，说：“写一个专案组长跟专案对象的恋爱？！”

《人啊，人！》出版之后，戴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她知道原因何在。可是，声势浩大的“批判”，反而使这本书一下子引起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出了译本，日本、联邦德国也在翻译出版……可是，她不仅得不到版税，连样书也没拿到。

戴厚英还告诉我，外国出版社编辑来沪，要求会见作者。复旦大学党

戴厚英性格刚强，而且对待一切事物都观点明确，有时甚至难免走极端。不怕，因为她一旦醒悟后，就绝不文过饰非，而且会坦诚地纠正自己。例如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她极左过，而且出于真诚。但当她认识自己的失误时，她有勇气并且毫不犹豫地公开否定自己，从而在八十年代初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人啊，人！》。

说起戴厚英，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在自我认识上的坦率。她在批评旁人时不留情面，她对自己也更是这样。

戴厚英是一个诚实的人。她对旁人认真，对自己也丁是丁，卯是卯，绝不马虎。这说来容易，实践起来却很难。恰如其分地批评旁人不易，准确的自我批评难度更大。

论年龄，我和厚英是隔代人。我们之间可说是忘年交。1949-1979年间，神州大地接连发生几次大折腾，把人心都搞乱了。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她才只有十一岁。厚英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她积极向上，敢打敢冲，因而在动荡的年月里，也做过日后反悔的事。问题不在于她那个时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