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1923-1994），男，原籍安徽省无为县，生于江苏苏州，两岁时徐家迁至南京。原名徐嗣兴。汉族。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爱》，话剧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

少年亡父，故改随母姓，寄居于舅父的封建大家庭中，抗战逃难中接触到苏联著作，开始尝试写作，因写作宣传抗日的《实战日记》而被学校开除，17岁时以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一个青年经纪人底遭遇》受胡风赏识而于文坛初露头角，自此成为三十年代七月派的主力作家。1940年之后曾在矿区生活工作，因此创作了一些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卸煤台下》颇有成就。

1940年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治研究所职员、煤焦办事处职员，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讲师，1942年后，未满20岁的路翎进入创作高峰，创作了被邵荃麟评价为“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崛起的作家中，路翎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批评家曾唐湜这样称赞路翎：“路翎无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的小说家之一。虽然他的热情像是到处喷射着的，还不够凝练。但也正因为有这一点生涩与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

路翎2岁时生父就病故了。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从舅姓。路翎的外公家是苏州巨富，童年路翎经常在外公家生活。耳闻目睹舅妗一辈争夺家产，为他日后创作著名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留下了痛切的生活和情感的积累。路翎曾向胡风倾诉：“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有绰号叫拖油瓶，我底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的不可解的爱和憎恨里度过的，匆匆度过的。”

路翎小时候就在作文上表现出了天赋。“7岁时，老师几次赞美我的作文，还在课堂上亲自朗读我的作文，我便更爱好作文了，而且开始读许多的故事书和课外书，这更加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路翎少年时代嗜读《三国演义》、《水

小说《要塞退出之后》

这篇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江南前敌要塞在撤退中，军事长官张皇失措，溃不成阵。年轻的沈三宝在战争初期也是非常怯懦，但在与敌人遭遇时反而激发了战斗的意志，两次打死日本骑兵，又枪杀了有汉奸嫌疑的金主任，但最后他却被本连执行军纪的人无罪诛杀。这篇作品自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结实和力度，但是它在略嫌浮躁紊乱的描写中，已经初步透露出路翎善于刻画动荡环境中人物起伏不定的内心世界的艺术才华。这篇小说使路翎结识了胡风。胡风曾回忆他和路翎见面时的情景。“约来见面以后，简直有点吃惊：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很腼腆地站在我的面前。”“他年轻、纯朴、对生活极敏感，能深入地理解生活中的人物，所以谈起来很生动。这是一个有着文学天赋的难得的青年，如果多读一些好书，接受好的教育，是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的。”

1940年，路翎由继父介绍，到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设在重庆北碚区的天府煤矿矿冶研究所会计室当办事员，干

路翎以《饥饿的郭素娥》写矿工和下层女性，以《财主底儿女们》写旧家族和知识分子，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颠峰状态。之后，他又开始向新的人生领域掘进，写农村生活。抗战胜利后，农村和农民题材成为路翎创作的重点。他在这方面贡献了《罗大斗底一生》《王炳全底道路》《蜗牛在荆棘上》《燃烧的荒地》等著名作品。路翎对如何写农民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曾经称赞解放区的著名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已经获得实在的成功”，但是他又从另一种思路上提出问题：“试想一想，旧的家庭社会出身的贫农的王贵，身受地主底残酷的压迫，同时也负担着旧社会、旧经济形态底人生观和感情的重担，在投向革命进而坚持的革命的过程中，应该有怎样强烈的自我斗争？然而王贵却是在那么简单地一直向前了。”

路翎认为，解放区的作品在表现农民时，过于简单化。没有看到农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没有表现农民激烈的心理搏斗。因此，他的作品着力于表现这两个被解放区的文学作品所忽

1946年路翎回到南京，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开设小说写作课程。这时候读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化铁回忆：“我们仿佛还不太懂得这篇文章。在延安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的课题，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南京这块狭小田地里的人们来说，似懂非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记得他说过‘作者必须深入生活，作者必须热爱人民’。——当时谁又能预见到：生活与人民这两个词从概念到完全与作者融为一体，作者的自我改造过程，会付出如此巨大的血的代价的呢！”

1948年时，云集在香港的中共正统批评家通过《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理论和路翎的创作了猛烈的批评。路翎写了一些文章回击，从此与中共正统批评家结怨。

中共主流文艺批评家对路翎的创作天才也是承认的，但是他们认为，路翎的创作走上了邪路。他们的批评与指责主要表现在两点。

一是认为路翎笔下的人物不真实。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认为工人和农民不可能有那样复杂的心情

路翎的思考接通了当时胡风提出来的“精神奴役创伤”与“主观战斗精神”这两个命题。胡风是路翎一生最亲密的导师和友人。

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中，胡风谈到“人民”这一概念时说：“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胡风认为，鲁迅的阿Q之所以能成为典型，是因为他“满身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对五四以来文学“改造国民灵魂”的启蒙主义传统是非常珍视并竭力主张发扬的。他多次强调鲁迅的启蒙文学思想，即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证明启蒙任务没有完成，文学“揭病”与“救治”的精神改造作用仍需强调和重视。胡风特别推崇写这种病态的人物。因为他们身上有着精神奴役的创伤。通过写这种病态的人物，呼吁个性解放，摆脱精神奴役。

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一方面是指，创作过程必须是作家本人和现实生活的肉搏过程，是作家本人用真实的爱憎去

路翎不断地发表小说，在沉寂的大后方，就像令人目不暇接的礼花一样，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惊喜。

著名批评家李健吾曾经称路翎为中国“未来的左拉”。其实更准确的称呼是，路翎是中国“未来的“罗曼·罗兰”，他的创作手法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相似。用胡风的话说：“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的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的汹涌的波澜和它们的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的审判者面前搏斗的经验。”

《路翎小说选》的编者朱珩青所这样评价路翎的小说：“这小说是别一种声音。”路翎的小说不同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般作品，他的近于残酷的灵魂的拷问与“歇斯底里”的变态情绪，常使读者痛苦不已，进而“废书不观”。

我们读路翎的小说，会发现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似乎都有点神经质，其性格和心理是不稳定的，甚至都有点疯狂与变态。

比如在《蜗牛》中，乡村贫苦女人秀姑突然遭到了丈夫的毒打，路翎这样描写秀姑的心情:

在黄述泰的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