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于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师从于历史学家钱穆。

历任齐鲁大学研究所助理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讲座、东吴大学特约讲座、新亚研究所教授。197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唐史研究丛稿》、《唐代交通图考》等。

所著《治史三书》至今畅销，是高校历史系入门学习书籍之一。

1996年10月9日于台北忠孝医院因脑溢血逝世，享年80岁。

严耕望治学方法严谨，在《治史经验谈》中便自言以“勤、恒、毅、勇、谨、和、缓、定”为学术工作要决，又有“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的格言。

严先生治学方法严谨，他的研究向来建基于庞大的原始文献和细密的考证，如在1956年发表的《唐仆尚书丞郎表》，他反覆考证唐代2680余任尚书省仆尚丞郎，共1116人的详细资料，当中发现唐代重要史籍1200多项错处，成为日后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工具书。据他的学生的忆述，严耕望为不同研究课题以人手抄写的资料卡片累积以十万计。

严耕望穷毕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认为这方面“尤重国计民生之大端”。他计划在有生之年依次撰写《唐代交通图考》、《唐代人文地理》和《国史人文地理》三部巨著。《唐代交通图考》的撰写工作自1946年开始，以考释唐代交通路线和制度为目标，计划累积的资料超过十万件，全书原定十卷，依次出版了《京都关内区》、《河陇碛西区》、《秦岭仇池区》、《山剑滇黔

严耕望终身以“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为座右铭，并认为“后六个字极不易做到”，而做不到即不能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也不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的成就。

1964年，严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新亚研究所导师。据他的学生回忆，中大当时给高级讲师的举家旅费是坐飞机的标准，而严先生一家则改乘轮船抵港，节省下来的钱以贴补家用。事实上，来港前严耕望的生活已经相当窘迫。当时，在香港高校任教薪金要高出台湾好几倍，然而严耕望赴港更多是出于对老师钱穆的支持，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淘金”。在港期间，为了专心于《唐代交通图考》和《国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和著述，严耕望一如既往地坚持史语所时期的“三不原则”——不兼课、不参加任何活动（包括学术会议、演讲）、不写普及性文章赚稿费，理由是花费时间太多，所得不偿所失。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有讲座教授一席空缺（香港的大学采用英国制度，每一系只一位“讲座教授”，且为终身制，其

严先生，安徽安庆罗岭镇人，名德厚，字耕望，号归田，以字行，所谓归田者，取陶野人“归园田居”之意，可见其心意指归大抵在于恬淡自然、不与世事，观其一生治学亦以躬自砥砺、勤耕不辍垂范后世，余英时谓其为史学界的“朴实楷模”，诚然也。先生论著精当，且卷帙煌煌，如《两汉刺史太守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为现代学人之佼佼者，先生史学思想、研究路数从中可大抵揣度，而先生又著有《治学三书》，尤以示人治学门径为己任，综合数端，先生之史学可概而略述也。

据先生自述其幼年对数理之学颇有天赋，又对地理学饶有兴趣，后因机缘而转入史学之门，于民国二十六年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章实斋有言“学问不可无宗主，但不可有门户”，详绎先生所撰《钱宾四先生与我》，可知先生之学实源于宾四先生。虽然耕望先生很早便专心于制度研究，大学毕业论文的选题即是《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后作为《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一、专书

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30，1947。

唐仆尚丞郎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36，1956。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45，1961。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乙部：晋魏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45，1963。

原刻景印石刻史料丛书　甲乙编，严耕望辑，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

唐史研究丛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

治史经验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治史答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唐代交通图考　卷一至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1985。

严耕望史学论文集选，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

钱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

唐代交图考卷六，严耕望遗著，李启文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2003。

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严耕望遗著，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