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1916年9月29日出生于山西襄汾。1929年7月考入太原的私立成成中学，两年后开始尝试写作，以笔名“冷魂”在《太原晚报》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一个兵的日记》。1932年9月，考入北平教会学校崇实中学，并继续写作，两年后在北平《京报》文艺周刊《飞鸿》、天津《大公报·小公园》、上海《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杂文等。1936年1月，贾植芳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北平警察局以“共产党嫌疑犯”逮捕，3月由伯父花钱保释出狱，5月被安排资助到日本留学，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日文，9月考进日本大学经济科，不久转社会科，同年参加留学生文学刊物《文海》的创刊编务工作。1937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发表小说《人的悲哀——自一个记忆》，6月收到该刊及编者胡风的信，由此开始相互通信。1937年，日本侵华的“七七事变”爆发，贾植芳9月回国，12月进入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

贾植芳曾经说过：“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他自己也委实“写”得够端正的，以至于一生似乎“像《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一样，命中注定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知名学者钱谷融说：“我和贾植芳在1950年就认识了，他是我的朋友，是我最欣赏的朋友之一。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真率、风趣的人，这样的人不多了。”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则说：“贾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三言两语实在无法说清。

由于天生傲骨，贾植芳一生曾经四进监狱，加上改造时间，前后达25年之久。

第一次进监狱是因为参加了1935年那场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的审判是“危害民国、就地正法”。贾植芳后来回忆说，那是他第一次“很气派”地坐小汽车、旁边还有“保镖”前呼后拥；在监狱里他也一直是个“刺头”，狱监给他吃跟刑事犯一样的伙食，他竟然怒砸饭碗，大叫“我没犯罪，不吃这个，

贾植芳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是他跟妻子任敏的结合，“我们那个时候，就直接同居了！”当时，知识分子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礼，任敏常在《七月》上读到贾植芳的文章，倾慕他的才华，相识之后，这个商贾人家的女儿，就自己跑到黄河边上的民房与他住在了一起。上世纪80年代末，夫妇俩都是70开外的老公婆了，一次同到中山大学开会，招待所的服务员提出要看结婚证明，否则就不能开同一个房间，后来还是中山大学的吴宏聪教授“打圆场”说：“你们对老先生这么不礼貌。”啼笑皆非之余，贾植芳才突然想到，他和任敏之间，确实没有任何义务和法律的约束力，婚姻关系松散到连一纸婚书都无法出具。但任敏却结结实实跟着他颠沛流离了大半生，这中间，还包括5年独自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

经历了半世飘零，总算过了十多年安稳、幸福的生活之后，1997年，任敏突然患病，医院诊断为脑中风。在任敏生病的5年里，

一生坎坷，几度牢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贾植芳的文化建树。他将自己定位是“大时代里的小角色”。然而，这个清醒而自谦的“小角色”，却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他无儿无女，晚年却有儿女绕膝般的幸福；无钱无势，家里却总高朋满座。

贾植芳身材瘦小，性情豪放，自称“江湖中人”，晚年更对一切求学问事者敞开家门，“三教九流”，有求必应。他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的家，有一张大圆桌，有好多年，每逢周五，便是几代学生加上各种闻名登门者的聚餐日。不必正襟危坐，也不分上下大小，在随兴闲聊中，常有专业研究的火花，更有为人为学之道的潜移默化。

“没有贾先生，我不会走上今天的道路。这是一种整体的影响，学术研究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待人处世的态度，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他的坚持……”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说。

20世纪90年代因重新编纂《中国文学史》而广受关注的章培恒教授说：“当年，在贾植芳先生等人影响下，我才走上一条独立思考的学

《人的证据》、《人生赋》、《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等，译有《契诃夫手记》、《契诃夫戏剧艺术》、《俄国文学研究》

代表性论文：《人文视野下的“大文学”观讨论》

检点一生，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所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虽漂泊四方，心却一念系之，问心无愧。回顾起来，我有时觉得奇怪。我的一生像《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一样，命中注定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小时在家乡读小学，有一阵子的课本是《语文教科书》第一课课文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我老子虽然每七天赶一集都给我买一本新的《语文教科书》，但我把它拴在裤带上，买一次，丢一次，又买一次。虽然只是跟着嚎叫，却觉得这些话说得很好玩，引出兴趣来了，但字还是不识。老师让我背课文，我背得倒很流利：“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汪汪……”明明是叫三叫，我却一股劲儿地叫下去，不是老师拍桌子，我还会“汪汪”下去，叫得特别积极卖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每每批斗我时，我就往往想到我那份“‘汪汪汪汪……”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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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位大师转身离去了。2008年4月24日傍晚，文化学者、著名的“七月”派作家、翻译家贾植芳，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因病溘然去世，走完了自己传奇般的92年人生。

贾植芳走得很平静。他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里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所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虽漂泊四方，心却一念系之，问心无愧。”他的朋友胡风，曾经赋诗赞他说：“能生师侠盗，敢死学哀兵。懒测皇天阔，难疑厚土深。欣夸煤发火，耻赞水成冰。大笑嗤奸佞，高声论古今。”

其实，对于生老病死这种事情，贾植芳向来都看得很超脱，他说他常常到火葬场参加告别仪式，“每当这种时候，一种幽默感就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火葬场里旧人换新人，唯独墙上那颗钉子一成不变，今天挂了这张像，我们在底下低头默哀，明天还不知道轮到谁在上面谁在下面。”

2002年11月末，他的妻子任敏病故，在妻子任敏的追悼会上，贾植芳突然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