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1862），慈禧太后下诏求言。黎庶昌以廪贡生上《万言书》，痛陈时弊，尽言改良主张。朝廷降旨以知县补用，交曾国藩的江南大营差遣。入曾国藩幕，深得信任，黎庶昌随营6年，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以文字相交，并称“曾门四弟子”。曾国藩调任，黎庶昌留江苏候补，曾任代理吴江知县、青浦知县、扬州荷花池榷务等职。

光绪二年（1876）起，中国向各国派遣公使。黎庶昌被荐，先后随郭嵩焘、曾纪泽、陈兰彬等出使欧洲，历任驻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使馆参赞。开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动。

在欧洲5年，游历了比利时、瑞士、葡萄牙、奥地利等10国，注意考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和民俗风情等，写成《西洋杂志》一书，成为清代黔北走出封闭“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光绪七年（1881），摧升道员，赐二品顶戴，派任驻日本国大臣。黎庶昌时年44岁。三年后，回国丁母忧。十三年服阕，再度派驻日本。光绪十六年，任满归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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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除了在散文创作、古籍整理及外交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之外，颇为值得称道的是，他具有与时代同步前进的国际眼光，能够将自己的见闻对照中国封建体制，提出改革中国封建教育的科学建议，并创办“新学”付诸实施，可谓是一位教育改革家。就其在不同时期对待教育的态度而言，大致可分为“尊崇传统教育方式、形成教育改革思想、实践教育改革”三个阶段。

黎庶昌作为来自边远地区-贵州的一名文人学士，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自然也不可能超脱科举考试的藩篱。因此，他12岁便师从杨开秀（字实田）先生学习传统儒学经典文化和科举应试知识。继杨开秀先生之后，又师从伯父黎询（字雪楼，晚号拙史）。雪楼先生曾在外为官，晚年辞官返家时用薪傣购买了大量古籍带回沙滩，存于锄经堂内并开架让子侄们阅读，黎庶昌当是受益者之一。加之表兄郑珍、内兄莫友芝，家兄庶焘、庶蕃，从兄兆勋等的教导、影响，使得他不仅开拓了阅读视野，更形成了奋发进取、刻苦

以文化为纽带走出国家

黎庶昌与他同时代的外交官一样，在时代风云的推动下，不仅走出贵州的崇山峻岭，而且走出国门，迈向世界。成为近代为数不多的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行列中的一员。就清代的外交官当中自郭嵩焘以下，出了不少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如曾纪泽、李凤苞、薛福成、黄遵宪等。黎庶昌似乎没有被划归什么派，他的兴趣也确乎不在政治、经济方面。访书、编书、著书、刻书都是文人学者“当行”的事情。正是这不经意的文事，形成了黎庶昌独特外交风格——文化外交。即以文化为纽带，通过深切体察驻在国情况，了解驻在国的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做到彼此认同，再以这种认同感为基础，与驻在国人士建立深厚的友谊，以期达到外交目的。

文化外交风格的形成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风格并不是一蹴而就地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发展并且成熟的过程。未出国前，黎庶昌受社会舆论和儒家“夷夏之辩”的影响。视西方各国为不文明的“夷狄”之邦。在出使西洋过程中，黎庶昌

两次出使日本期间，留心自唐、宋、元、明以来，在中国失传而流失到日本的旧籍。凡在国内失传的，不惜以重金求购。不愿售者，则付资影印。对藏之于日本宫廷秘阁的珍本，则以大使身份求之于官方派人去影印。如是收集经年，先后得26种，共200余册。同时对杨守敬在日本大量采购古书，极为赞赏，杨守敬为他起草一篇《日本访书缘起条例》，遂多方勤奋搜求，许多为国内久已绝迹的古代逸书残本。如《文馆词林》、《太平寰宇记》等，又有很少见的宋刻《老子》、《荀子》等。他曾说秘本珍笈是乃公器，愿与天下学者共之。于光绪中由杨守敬协助，汇辑刻印成《古逸丛书》共200卷，收书26种，多为国内所没有的唐、宋、元版古籍。又经杨守敬评校，刻印极精。潘祖荫、李鸿裔见到后，拍案称绝。叶昌炽记其刻书“初印皆用日本皮纸，洁白如玉，墨如点漆，醉心悦目。”可与宋本相媲美。家有“拙尊园”积书2万卷，编有《拙尊园存书目》，按照经、史、子、集、丛书五大类分类

黎庶昌的文章多经世之言，其出使外国纪游之作，尤寄深意。黎庶昌使日期间，曾搜罗典籍，刻《古逸丛书》26种共200卷；为家乡购南藏本佛经全帙6771卷；又与日本友人以诗文唱和，刻《日东文讌集》3编，于保存典籍和中日文化交流颇有贡献。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部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系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务之余，将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而成。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馆词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记补阙》五卷半等。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一生著述达20多种。已刊行者有《拙尊园丛稿》（6卷）、《西洋杂志》（8卷）、《丁亥入都纪程》（2卷）、《海行录》（1卷）、《遵义沙滩黎氏家谱》（1卷）、《黎氏家集》（40卷）、《黎星使宴集合编》（6册）、《曾文正公年谱》（12卷）、《全

说起黎庶昌，不得不说起“沙滩文化”，说起“沙滩文化”，就要说说沙滩这个地方。

沙滩位于贵州遵义县新舟镇沙滩村，沙滩的得名，来自于村前那条叫安乐江的河流。安乐江显然不能像大河一样，有一泻千里的气概和大浪淘尽石沙的力量，它只是一条纤秀而碧蓝的小河，悠闲地从村前缓缓淌过，于是淘不尽的沙堆积了起来，天长日久便成了一个四面环水的美丽沙岛。

在长江上游无数的大支流小支流中，有无数这样美丽的沙滩，静静地睡躺在河流上，或偶有人涉足，感叹一句，或百年千年无人问津，只是渔翁的稍息之所。可是当一个沙滩有了文化内涵，这个沙滩就不仅仅只是躺在一条自然的河流上，它已经屹立在了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受万人瞩目。

沙滩是一个神奇的小山村，它后枕子午山，前流安乐江，方圆不过十里，在晚清百余年间，却从这里走出了几十位着名学者。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西南巨儒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是为“沙滩文化”的杰出代表，被誉为黔中“清代三贤”。沙滩学者

黎庶昌志在用世，自称“雅不欲以文士自期”（《青萍轩遗稿序》）。所以他论学为文，力主“因文见道”（《答赵仲莹书》）。光绪十年，曾向清廷上《敬陈管见折》，主张整饬内政，酌用西法，修铁路，练水师，兴商贾，走强国富民之路。惜未能被采纳。

在新疆问题上，坚持应该维护主权，反对李鸿章放弃新疆，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为了防俄，三次写信给曾纪泽，主动请缨，要求深入西伯利亚，中亚腹地考察，表示为此“不惜驱命”。

罗文彬说：“其言多经世意，主实用”（《拙尊园丛稿》跋）。黎庶昌为文长于叙事，宗法桐城派，尝编《续古文辞类纂》，阐发桐城义法，推演《经史百家杂钞》的宗旨。但他晚年所作纪游之文，自由抒写，明洁动人，并不全受桐城义法束缚。除《西洋杂志》外，《卜来敦记》、《巴黎赛会纪略》、《游日光山记》、《游盐原记》、《访徐福墓记》等，都有一定成就。罗文彬评其文：“特有奇气。虽大旨远祖桐城，近宗湘乡，而不规规一格。”颇为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