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与弼的先祖吴兢为唐朝汴州人，唐睿宗时为朝廷议大夫。吴兢的七世孙吴宣，迁居抚州。吴与弼的高祖吴景南，擅长诗赋，元代理学大儒吴澄曾为其诗集作序。曾祖吴审，“博学、诗藻清丽”。祖父吴泾，迁居崇仁。父亲吴溥，官到国子监司业，著有《古崖集》。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对吴与弼的教育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吴与弼六岁入学，七岁学对句，八、九岁在乡学读书时，即已崭露头角，对文学、天文、律历、医卜均有所学。十六岁学诗赋，十八岁习以科举之业。业永乐已丑年，他年方十九，赴京侍奉时任国子监司业的父亲，得拜明代“三杨”之一的冼马杨溥为师。其时，在其父任所获读朱熹所编之《伊洛渊源录》，自谓“睹道统一脉之传”，“于是思自奋励，窃慕向焉，而尽焚当时举子文字，誓必至乎圣贤而后已”。谢绝与人交往，独处小楼二年，专心攻读《四书》、《五经》和洛学（以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颢兄弟为首的学派）、闽学（以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为首的学派）两个学派

吴与弼的理学，“上无所传”，自学自得，身体力行，他的理学思想，概括起来有四：即天道观、性善观、践行观、苦乐观。

“理”，北宋以来理学家所阐明的哲学思想的核心。程朱如此，吴与弼亦如此，他们虽无师承关系，但吴与弼身体力验，潜心研究，在道德修养和认识方法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万变之纷纭，而应之各有定理”。就是说，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有它们自身的规律。

吴与弼的学生魏庄渠云：“天地万物，血脉相贯”。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穷通、得丧、死生、忧乐，一听于天”。他所指的“天理”，即是自然法则，这不能说不是唯物的。同时，他把“举天地之道”，当以“圣人”、“君子”的准则。曾谓：“未至于天道，未至于圣人，不可谓之成人”。在这里，吴与弼把“天理”，作为一个人道德修养和认识事物的最高标准。主张“天人一理”、“人之所以为人”，是“以其有此理也”。但是，他又认为此“理”，不是所有人的都能领悟的

吴与弼不仅是明初一位著名的理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的人，其“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的理论，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吴与弼教学，“本之以小学、四书，持之以躬行实践”，常用程子的话勉励学生说：“当以圣（圣人）为志；言学，当以道（指法则、规律）为志。然进修不可躐等（越级），必先从事于小学，以立其基；然后进乎大学，以极夫体用之全。”要求学生循序渐进，打好基础；不要好高骛远，一步登天。

吴与弼主张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引导、为人师表，把“天理”、“居敬”、“践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他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他一生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饭粝蔬豆，将生活性、实践性、道德性融为一体，用“理”来检点日常行为，自我教育，自我反思。他认为“痛省身心，精察物理”，是通向“天道”的

吴与弼重求心得，“不事著述”，故其著作不多，主要有语录体之《日录》一卷。今有明末崇祯刻本《康斋文集》12卷。清康熙间将其《日录》汇入《广理学备考》，称《吴先生集》。文章效法欧（欧阳修）苏（苏洵父子），认为古文虽然平易，寓理却很精深。

他的诗文大都是积中发外之作，风格清明峻洁，曲折纡余，读了能使人自然兴起。有诗7卷，奏议、书信、杂著1卷，记、序、其它各1卷。其诗不下千首，绝句更具特色，诗文清新流畅，淳实近理。文集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清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他评价说：“康斋倡导小陂，一禀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功夫，风静时存养，动时省察。……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始不敢离此矩榘也。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于戏！推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在中国历史上，吴与弼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正是源于吴与弼的这一教育思想。同时，吴与弼敢于挑战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重儒轻商思想，提出“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推动工农商贾儒学化，并造就了明代以来一大批学士放下身段经商，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儒商阶层，影响至今。

吴与弼及其所开创的“崇仁之学”，对明代学术思潮的兴起具有“启明”的作用。同时，发生在明代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化下移，是由以王阳

吴与弼墓位于今江西省崇仁县六家桥乡曹坊熊家村西南高地上，为抚州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墓葬封土高1.5米，直径2米，墓前20米处立“望碑”两方，一镌“大明理学名儒吴康斋先生墓”，一镌“聘君吴康斋先生墓”。冢前墓碑仅书“明吴康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