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9日，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

1941～1944年间，席泽宗在陕西洋县国立七中二分校上初中，虽然生活极为清苦，但此处施行的是新式教育，席泽宗开始在这里接触到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天文学。

1941年9月21日，发生的日全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4年，进入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即现在的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席泽宗读了许多课外读物，其中有张钰哲写的《宇宙丛谈》，是一本天文学的科普文集，正是此书使席泽宗对天文学发生了兴趣。席泽宗在上海考取了中山大学天文系。

1947年10月，他靠同乡、同学的帮助前往广州入学。

1948年元旦，他在广州《越华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预告今年日月食》。此后他一面学习，一面在广州《建国日报》、《前锋日报》、《大光报》、《南方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等报纸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大部分是关于天文学的，但也有诸如《准备

席泽宗院士是我国第一个科学史研究机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的创建者之一,他提出了从史书中鉴别新星的7条标准和区别新星与超新星的2条标准,讨论了超新星的爆发频率。1955年他发表了《古新星新表》,1965年再次修订,从中、朝、日3国的历史文献中找出了90个疑似新星,其中有12个可能属于超新星,并讨论了这12个超新星和当今观测到的超新星遗迹以及射电源的关系。

席泽宗从在大学读书时开始，就一直很重视科普工作。50年代，他经常到工厂、农村、军营和学校演讲，向群众普及天文知识。他曾长期担任北海“少年之家”的辅导员，还曾主持了全国第一届少年天文夏令营。他认为这些都是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他的许多科普作品扩大了天文学和科技史在群众中的影响，受到广泛的欢迎。例如，他的《人类怎样认识了宇宙》一文发表后，《人民日报》1959年3月15日刊登了一封广东读者来信，认为“这样通俗而有系

《古新星新表》

在1955年发表《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中国古代在天象观测资料方面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巨大优越性，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古新星新表》发表后很快引起美苏两国的重视，两国都先在报刊杂志上作了报导，随后在专业杂志上全文译载。随着射电天文学的迅速发展，《古新星新表》日益显示出其重大意义。美国著名天文学家O·斯特鲁维(O·Struve)等在《二十世纪天文学》一书中只提到一项中国天文学家的工作，即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

《科学史十论》

《科学史十论》所收各篇，均系作者在长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中最具心得的代表力作。经过精心的选辑编排，首先从科学史和现代科学及历史科学之间的关系开始论述，从而引发出有关中国科学传统回顾和未来展望的话题；分析精到，立论宏富。而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社会功能及其在当代天文学中的应用等

席泽宗先生融会古今，学贯中西，其著述叙事清晰，推理严密，科学与人文并茂，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享誉全球的科学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曾就写作风格提出一种“镶嵌玻璃和平板玻璃”的理论，他认为，有的作品就像镶嵌玻璃，它们很美丽，在光照下色彩斑斓，但是你无法看透它们；而理想的平板玻璃，你根本看不见它，却可以透过它看见外面发生的事情。这相当于直白朴素、不加修饰的作品。阅读这种作品甚至不觉得是在阅读，理念和事件似乎只是从作者的心头流淌到读者的心田，中间全无遮挡。确实，写得明晰也许比写得华丽更加困难，而席泽宗之文风恰与阿西莫夫之所言不谋而合。从《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一书，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席泽宗的学养和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