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现代作家、著名学者、《文心雕龙》研究学者。1920年11月30日生湖北武昌，祖籍湖北江陵。曾用笔名洛蚀文、方典、函雨等。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後，辗转天津、青岛流亡到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曾在上海戏剧交谊社工作。后在上海《文艺通讯》负责组织工作。1940年至1941年参加编辑《奔流》和《奔流新辑》。1942年任上海地下党文委。1945年负责编辑《时代日报》副刊《热风》。同年下半年至1946年下半年，负责编辑《联合晚报》副刊《夕拾》。此后在北京铁道学院任中文讲师，在上海负责编辑《展望》杂志。1949年初《展望》被反动派查封，后又负责编辑《地下文萃》。

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等职。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

王元化于1920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家庭。一岁时母亲带着他来到父亲任职的清华大学团聚。童年都在清华南院度过，住在南院12号。1920年代清华国学四导师除梁启超外均居此处，其中1号为赵元任，2号为陈寅恪，17号为王国维。1997年，王元化曾应央视《读书时间》节目邀请，重返清华园。在此前，其“清华情结”已经颇为彰显，他在上海的书房名就是“清园”，著作多以“清园”为题，从1993年第一次以《清园夜读》为题的文集，到2007年《清园谈戏录》，延续十数年之久。清华园所倡导并为诸多学人先辈所躬行实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深为王元化推崇，他对清华建校时从美国引进的政治与学术分开的教育原则也十分肯定，并认为在当代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我们太重功利，不承认学术的独立地位，必须使它依随学术以外的目的。后来更强调政治统帅一切，把立场和态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胡晓明说，王晚年经常回忆儿时在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王元化编辑和出版了《新启蒙》和《学术集林》，前者代表了他在80年代倡导的新启蒙的学术与反思，后者体现了他的“学术的思想与思想的学术”的治学实践。

1988年10月，《新启蒙》第一册《时代与选择》出版。

原计划是每月出一册，但是由于出版发行方面的种种障碍，实际上每两个月出一册，其他三册分别是《危机与改革》、《论异化概念》、《庐山会议教训》。

《新启蒙》第三册发行后，王元化在1989年4月一次答记者问中，把办刊宗旨作了说明：“丛刊不是时评性的，也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从文化角度的高层次来探讨人人关心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他更愿意说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丁东说，“1990年代，知识界恢复公共性话语，王元化影响非常大。在邓小平南巡以前，知识界公共领域实际上处于失语状态，当时是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主旋律的，19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已经没有话语空间了，如何恢复知识分子的公共

“北钱南王”与“北李南王”这两种称谓，大约在1990年代后期流传于学界及传媒，意指彼时学术版图中的地标性人物。前者具指“北有钱钟书，南有王元化”，其学术坐标为中国古代文论——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钱钟书《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等同获中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荣誉奖（最高奖）；后者中的“李”指已经故去的李慎之先生，概指二人的晚年反思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皆为泰斗级人物。

1981年，钱钟书、王元化与王力、王瑶、朱东润、吕叔湘等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王元化时年61岁，比钱小整整10岁，是其中最年轻者，后来又连任一届。图书获奖后，钱对王说，“我可不承认我的书是比较文学，你呢？”

经钱介绍，王元化还在1980年代初结识了马悦然。王在《1991年的回忆》中记载，“当时钱先生曾向我说，我不会把不相干的人介绍给你，这个人是不错的。当时马悦然还不

王元化早年深受进步文学家，尤其是鲁迅的影响，三十年代就开始了文学生涯。起先从事创作，大部份作品收入小说散文集《脚踪》中。後转向以写作评论文章为主。1939年发表了《鲁迅与尼采》。1941年写了《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遭到反动势力的围攻，在“孤岛”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论战。这一时期的论文结集为《文艺漫谈》(1945)等。解放後，於五十年代初，写了一系列短评，提倡文艺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理想，反对形式主义和假大空的浮夸作风。又对一些所喜爱的外国作家如果戈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等作了深入的评介，并批驳了当时否定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论调，1952年出版论文集，题名《向着真实》，作为从1939到1954这一历史阶段所写论文的选集。此书於1982年重版时，作者在後记中坦诚地剖析了自己：“我不愿掩饰自己的幼稚和偏颇。早期我也走过弯路。一九三七年，我开始文艺理论习作，我只有青年人的

《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是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文艺理论学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影响最大的重要著作之一。这部专著既对《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体系作了严肃精湛的思辨分析，同时又第一次将这部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思想和观念，上升到与西方文艺理论交流对话的层面。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由三篇专论组成，提出刘勰前后期思想有较大变化，汉晋学术思想系统中刘勰的原道观以儒家思想为骨干，以及刘勰"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等观点，尤其是关于刘勰身世的重新考辨，推翻成说，具突破意义，后为学界大多数研究者认同。下篇研讨《文心》创作论内容,作者揭示并阐发的一些古代文论术语，既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具有明晰的思辨色采，曾引起长久广泛的讨论。

作者对《文心雕龙》一书的极富创意的研究方法，第一是古今结合的研究视角。作者强调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原则，

王元化对京剧，爱自幼年，正式研究却在晚年。1980年代中期，老束(按：《新民晚报》总编辑束纫秋，我的老领导)把我带到他家，对地下党时期的战友说：“元化，我让思再来陪你。”那时，元化先生刚从市委宣传部长的任上退下来不久。听说我会京剧，便问道：“你学的是哪一路？”我说：“余派。”当晚，张可师母留饭，宾主尽欢而散。回家路上老束说，如果能够引发元化对京剧的理论兴趣，那就是京剧的福音。从此，我常在下午三四点钟，元化先生午睡之后，到吴兴路府上去陪伴他。在一道散步的时段，他往往要点戏。我唱得最多的是伍子胥系列，如《战樊城》、《文昭关》、《鱼肠剑》等，有时他也开口哼唱以呼应。我还陆续找来一些京剧录音带和书籍，慰他寂寥。后来他提议：“我俩来做一个对话如何？”这就是后来以多种版本问世的《关于京剧和传统文化答问》，也即上述《京剧丛谈百年录》的绪论。

初版《京剧丛谈百年录》有遗珠之憾，近年元化师一再嘱我整理增订。此番

王元化曾深刻指出，1952年院系调整是教育界的一次大折腾，“当时砍掉了许多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大学，使所有大学向专业化发展。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内，不少院系，撤消的撤消，合并的合并，以致使一些好传统好学风丧失殆尽，至今无法恢复。……我引为深忧的是目前教育体制又要大动了。这次相反，是朝合并的方向发展。我担心这样是不是会消灭某门课程在不同学校所体现的不同特点与风格？……这样大动干戈，会不会给教育界造成第二次大折腾？”王先生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前后两次的政治安排，使中国大学经受了两次耻辱，我们现在远不是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的时候，当务之急是重建大学精神。

王元化连续两届出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评议组成员，1990年先生出席第二届学科评议会议，感觉每况愈下。不仅参加成员在学识上相差甚远，作风也非常不正派。种种说情请托徇私现象发生，结果博士生导师人选劣进优退，品学优异者往往落选，不学无术者滥竽充数。我们还没有形成

1996年，王元化先生先后在南京大学、上海师大、杭州大学、华东师大、上海戏剧学院、郑州三联越秀讲坛，作了有关五四方面的演讲，题目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再评价。

第一，他认为，不应因袭过去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因为这两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文化的整体，它具有更深远更广阔的内容。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从这个方面去衡量五四时代的学人，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很不适用了。

第二，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用德、赛二先生来概括五四文化思潮。但是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当时对这两个概念并没有比较深入地认识，理解得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甚至至今还需补课。就以民主来说，关于民主学说的渊流，它在近代西方所形成的不同流派，我国从近代开始接受外来民主学说的历程及其存在

《抗战文艺》（论文集）1939，文线出版社

《文艺漫谈》（论文集）1945，通惠出版社；1985再版，上海书店

《向着真实》（论文集）1953，新文艺；1982再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心雕龙创作论》（论文集）1979，古籍出版社；增订版，1983

《脚踪》（小说集）1983，福建人民出版社

《王元化文学评论选》1983，湖南人民出版社

《文学沉思录》（论文集）1983，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再版

《文化发展八议》（论文集）1988，湖南文艺出版社

《传统与反传统》1990，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心雕龙讲疏》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园夜读》1993，海天出版社

《思辨随笔》1994，上海文艺出版社

《清园论学集》1994，上海古籍出版社

《读黑格尔》1997，百花洲出版社

《清园近思录》199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谈文短简》1998，辽宁教育出版社

《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2000年版）

《文学风格论》（

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

从历史评价方面来说，鲁迅不能免掉‘五四’时代文化的局限。但哪个时代没有它的局限？没有局限的社会不是真实的社会，没有局限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鲁迅）

他谈民主，对民主的复杂性不了解，只是停留在常识的层次上。（胡适）

他对学术以外的东西，往往分辨不清。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好的，看人则有时难免有误。（季羡林）

如果命运不是那样残酷地把多种不幸降在他身上，而使他享有天年，我相信他会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作出很少有人可以匹敌的贡献的。（张中晓）

曾国藩深于宦术，兼综儒法，以黄老之术行道，善用其刚，而以柔全之。他在排挤倾轧的宦海中，因势利导，左右逢源，以至功成名就善始善终，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老练持重，所以人称他有沉鸷之才。

当他享盛名时，反而注意收敛，以避清廷忌汉人独专危柄。如他始终不肯拜受节制江浙四省、节制直鲁豫三省之命。同治九年，上谕又命他节制楚北，他再次属疏力辞以避满大臣官文。这些地方足见其深沉老练。太平天国破后，清江宁知府徐宗瀛为理学名臣，拟禁阻秦淮画舫恢复旧观。曾国藩知道后以“养活细民”为由准其恢复。后人对此引为美谈，称赞他的胸襟和识见。其实这一举措别有深义，他这样做不过是延续采用了清朝一贯的政治政策，只要读了龚自珍《京师乐籍说》即可明白。

后世统治者佩服曾国藩，大抵是由于他把刚柔相济运用得十分贴切恰当的缘故。

曾国藩喜网罗人才于幕中，其僚有三圣七贤之目。时人对这些人，曾以“此身终不动，只想见中堂”诟之。曾国藩用人之法，亦颇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