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邦，1900年出身于湖南长沙县的一家书香门第，在陈氏大家族中，排行老八。陈家与任弼时一家是姑婊亲，陈达邦曾和任弼时一起在长沙求学；陈达邦妹妹陈琮英，后与任弼时结为夫妻。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都觉得这是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好机会，便联名写信到长沙老家，动员陈达邦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

陈达邦接信后，按照妹弟任弼时指引的途径，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26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决定派陈达邦等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青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

当时选派党员去苏联学习，既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几十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

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她是四川宜宾人，1927年初，经四川党组织推选，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疏散到上海，经上海党组织选派，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李淑宁本是大家闺秀，因为晕船而呕吐得一塌糊涂，幸亏有组长陈达邦的精心照料，因而对其产生了感激之情。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李一超在国内没有学过外语，初进中山大学学俄语，方法不对，进步较慢，也是在陈达邦的启发下，改变了学习方法，提高很快。陈达邦天资聪慧，俄语、法语、英语成绩都很好，并且能够应用，苏联老师讲俄语，很多同学听不懂，他就主动当翻译，同学们佩服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院士”。据柳溥庆

1935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通过中共代表团调陈达邦去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陈达邦熟悉印刷业务，又懂法语，很快结识了不少巴黎印刷界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救国时报》的印刷质量。因此，吴老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能力非常看好。

《救国时报》在巴黎共出版发行了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浸透着陈达邦的心血。当他亲手排印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之后，读了一遍又一遍，预感到国内抗战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而感到无比欣慰；当他看到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出现在自己印刷的《救国时报》上时，受到极大的鼓舞。

但是，他却无法知道自己的妻子李一超改名为赵一曼，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壮烈牺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刑场上。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湖南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战争开始后，纸印公司迁到武汉。陈岳云的纸印公司是陈、任两家的一个联络点，两大家族的几十口人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还在国外，主要通过这个纸印公司进行联络，实际上这也成了中共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起名宁儿。去东北参加抗日之前，她和陈琮英一起，把宁儿送到武汉，托陈岳云夫妇抚养。在离开陈家之前，李一超抱着宁儿去照相馆照了相，给陈达邦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告知将宁儿放在五哥家中寄养的事，信封内装着她和宁儿的合影照片，一起寄往莫斯科中山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陈岳云的纸印公司随着沦陷区大举内迁的浪潮，迁到了战时首都重庆。这时，纸印公司已改名为“中国印刷厂”，厂址设在重庆中华路官井巷3号，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币。由于陈岳云的精心经营，中国印刷厂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在重庆印刷界颇有影响。

而关于自己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重大信息，陈达邦则是多年以后才得以知晓。

1950年，电影《赵一曼》很快摄制完成，在全国上映；1953年5月，周恩来收到一封普通信件，内容是李坤杰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周总理看了又看，总也想不起这个李一超是谁，只好让办公室把这封信转到全国妇联代为查找。妇联主席蔡畅和劳动部副部长刘亚雄看信后，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对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宁儿已长大成人，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工学院工作，他知道自己的妈妈李一超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却也难以想象自己的亲生母亲就是电影中的赵一曼。

惊喜来自四川。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希望能够了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陈达邦作为任弼时的亲属赶往北京悼唁。其间，他见到了曾在巴黎办报的老领导吴老，还见到了曾长期在重庆南方局工作过的董（必武）老。董老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开山祖师，曾为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而煞费苦心。两位老人都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十分了解，联名将他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当时，南汉宸正在筹备货币改革，正是用人之际，于是批准调陈达邦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后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

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新版人民币三元、五元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

陈达邦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并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至今仍清晰可见。

请苏联代印人民币对于提高印刷质量，更加有效防伪，本是件大好事。但是，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苏联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一个月后停止收兑，不再流通使用。

与此同时，国内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文革”开始后达到顶峰，许多和苏联有一定关系的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到残酷批斗，陈达邦亦未幸免。

陈达邦所犯“滔天大罪”主要有两条：一是“二十八个半”成员，并且长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因而被打成王明“死党”；二是和“苏修”“内外勾结”“篡改”人民币上题字，“投敌叛国”。这时印制人民币的机密已无密可保，当时参加过批斗陈达邦的人大都知道此事。

陈达邦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临死之前，他对自己的孩子交底：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