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陈友仁和往年一样，离开特立尼达岛，去伦敦度一年一次的假。在那个偏僻的孤岛上，他是个颇有社会地位的富足律师，有产业有别墅，有妻有子，但他总觉得那里天地狭小，要感受更广阔的世界，还是需要去伦敦。

在伦敦，他遇到了老朋友菲利普·陶与伍连德博士。这时候，辛亥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伦敦，三人虽然从未回过中国，也不会说一句中文，却在心底深处始终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从来都是关心有加。三人越说越兴奋，一激动，下了一个平生最大的决定：回到中国去。他甚至连家都没回，义无反顾地去了中国，说做就做，这倒符合他果断的性格。

不知道这算是陈友仁人生的必然选择，还是一种宿命的安排?这一去，就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职业从律师变成了报纸编辑、革命者、外交家，也让孙中山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和助手，让国民政府中多了一个出色的外交部长。

华侨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此言不虚。无论是在哪里，中国人的家国观念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陈友仁，1875年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祖籍广东顺德。父亲原是当地的一个木匠，后来参加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后逃至香港，再迁居到特立尼达岛。陈友仁的母亲祖籍深圳宝安。凭借着中国人特有的勤劳，他们在当地经营了几个零售店，生活逐渐富裕。

1898年，他毕业于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当地一位著名律师史密斯看中了他，愿意收他为徒弟，经过5年的学习，他获得了初级律师、转让证书者和公证员的资格，此前这种资格只授予具有英国公民权的人。陈友仁成为了特立尼达的第一个华人律师。

陈友仁随即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敢作敢为，他在当地第一个雇佣了女秘书兼打字员。不久就以友好、有效及诚实的信誉赢得了客户的信赖，特立尼达的大部分华人与印度人都成为了他的长期客户，他很快便成为一个成功的律师，经济上日渐寓裕。他先后投资了几个种植园，每年都有可观的收入，一跃成为当地的著名人物。他的儿子陈丕士追述道：“他在几个可可种植园投了资，

向蒋介石推荐陈布雷

陈友仁反对蒋介石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被蒋介石通缉的人物，但恐怕很少人知道，向蒋介石推荐他最为器重的笔杆子陈布雷，竟有陈友仁的一份力。

1927年前后，蒋介石对自己的几个笔杆子不满意，共产党人李一氓知道后，想物色一位有正义感、富爱国心、能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大手笔，推荐到蒋介石身边去担任秘书。他觉得陈布雷是最合适的人选。陈布雷虽有很重的封建伦理观念，但饱读中国典籍，文章流畅犀利，笔调苍劲古朴，他正是蒋氏赏识的那类文人。

陈布雷可以由李一氓去做工作，但找谁去引荐是个问题。一位友人提醒他，蒋介石最愿意听张静江的意见，而要找张静江，最好还是找陈友仁。陈友仁当时是国民党中执委、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向来与共产党关系不错，又新近要做张静江的女婿。陈友仁听说此事后，满口答应，他找到张静江，一番游说，张氏甚表赞同。

不久，张静江果然慎重地向蒋介石进言。蒋介石率军北伐，抵达南昌行营，

陈友仁(1878-1944)的原配为梁玛丽(祖籍广东宝安)，先后生了7个子女，但只活了4个，其中大儿子陈丕士后来成了香港著名大律师，次子陈依范是一个出色的画家，女儿西尔维娅成为著名舞蹈家，约莲达是电影摄影师。

梁玛丽于1926年病故后，1930年，陈友仁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女张荔英在巴黎结婚。当时，张荔英正是青春年少，她却执意要嫁给长自己近30岁、她眼中的“天下第一美男子”的陈友仁后，两人婚后感情甚好。1941年，夫妇二人在香港一同被日军拘捕并被转押送至上海，长期遭到软禁。陈友仁逝世后，张荔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释放，后移民到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地，90年代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