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涵（1885－1968），原名高水浩，别名涵庐、梦弼等，安徽六安人。高一涵自幼读书好学，13岁能作诗文。1912年，自费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政法系就读。

1916年，高一涵毕业回国，任北京大学编译委员，兼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6年，高一涵赴武昌途中于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科委员会主任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等职。“四·一二”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高一涵脱离了共产党，避居上海，任法政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和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社会科学院院长。

1931年至1949年，高一涵先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两湖监察使、甘宁青监察使、国民大会代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南京市监察委员、江苏省司法厅厅长

高一涵生于1885年，幼时聪颖好学，能诗善文，在当地颇有声名。十三四岁的时候，高一涵参加童试，考中生员，成为当地有名的少年秀才。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高一涵转而就读于安庆安徽高等学堂，于1910从这里毕业。1911年，高一涵随留日大潮，自费去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开始系统地接受西方政治学说的理论和理念。高一涵在日本期间已经开始写大量的评论文章投稿，积累了一定的写作经验，其文风老练而富含激情，颇得编辑们的青睐。由此，高一涵亦先后参与了《苏报》《民立报》《独立周报》等的编辑工作。在日本期间，高一涵结识了章士钊。“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流亡日本。在黄兴的支持下，创办了《甲寅》杂志。《甲寅》于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创刊，章士钊自任主编，以反对封建专制和复辟帝制为宗旨，约集了其时在日本的陈独秀、杨永泰、易培荃协助编辑事宜。高一涵于1916年7月回国，先与李大钊儿一块办《晨报》。结识章士钊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滥觞，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在《新青年》创刊伊始，发表文章最多、分量最重的当属高一涵。可以说，在《新青年》阵营中，高一涵是陈独秀最重要的助手。考察分析高一涵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想，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理解新文化运动丰富的内容及特点。

高一涵是陈独秀的安徽同乡，幼年接受过私塾教育。中学肄业后，考入安庆安徽高等学堂。进入高等学堂读书是高一涵一生的重大转折。在此，他不仅受到了辛亥志士的“宣传教育”，而且开始接触“西方文明”。高一涵曾喜欢阅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同时也阅读过宣传革命思想的《民报》。对进步报刊的阅读使高一涵“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新政府。在高一涵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之时，安庆又发生了一件大事：1907年徐锡麟枪杀恩铭未果，被清廷以剖腹剜心的惨刑处死。这件事深深刺激了

高一涵的民主启蒙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无疑，这是传统文化中进步的因素，也在历史上不同程度地起过积极作用。受过典型且严格传统教育的高一涵自然接受了这一观念，并把它作为评判现实政治的观念标准。同时，他在日本受过系统完整的新式大学教育，西方的民主人权学说也已深深根植于他的意识中。这样，对传统民本意识的继承和对近代西方人权观念的体认就在高一涵的思想中相互糅合，形成他对民主观念的理解。

首先，高一涵认为民主在政治上的体现是“共和”，而“共和”的真义是“大同福祉”。

民国成立及“二次革命”后，实现民主政治是进步人士的共同呼声。高一涵认为：“共和”才是民主在政治上的体现。在他看来，共和是一形神兼备的有机体。其形式在于国体的非君主。它的主权者是“合万众之生以为生”的“创造团体”。与此相对应，共和精神在于“大同福祉”。高一涵从法律、政治两方面来阐发他的这一思想。

古典自由主义

高一涵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解和推崇，集中反映在他于1915－1917年间发表的相关论著中。他以“社会契约论”作为自己思想主张的理论基石，不过他对“社会契约论”的阐释和论证，主要基于19世纪的英国功利主义思想，而非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所提出的“天赋人权”观念。他自觉地将“个人主义”、“自由”、“民主”和“法治”等概念放置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治理论建构中去理解与诠释，提出了与“个人主义主要是一个政治法律概念，而非一个单纯的道德伦理概念”、“自由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权利”、“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约束”、“民主既要贯彻‘多数原则’，又要注意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法律必须以社会公意为基础，违反社会公意的专断意志不能称为‘法律’”等自由主义命题相近似的观点。他的这些解说，与一般中国人依据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个人固有经验，对上述概念所作出的各种望文生义、“我注六经”式的解释（无论是赞扬还是反

主要著作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翻译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另有诗集《金城集》。他在政治学领域累计留下《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以及译著《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

新文化运动中追求现代民主政治者有两派，一派转向马克思主义，一派仍坚持西方传统民主主义理念，吴汉全评论说：“高一涵属于后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且极具代表性。”

名人评高一涵：章士钊：当时，高、李齐名，海内号甲寅派，胡适之曾屡道之：高谓皖士高一涵也。吴稚晖：把人物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胡适：甲寅派的政论文，在民国初年几乎成了一个重要文派……这一派的健将，如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后来也都成了白话散文的作者。吴汉全：高一涵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对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运动”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尤其是政治学的建立有着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