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夏博琴为汉口圣约翰小学教师兼圣约翰教堂琴师。家境清寒。3岁丧母，5岁时在父亲膝上学弹风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音乐的种子。8岁时，街道消防队长的一支五音号使他萌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遂迷上了吹小号，汉兴从孜孜不倦地自学发展成他学生时代的个人特长。上小学时便充当学校的司号员，迈开攀援铜管乐道路的最初步伐。

中学年代参加学校军乐队，武昌文华中学为抚育他成才提供了优越环境。这个学校有一支设备齐全的铜管乐队，是清末民初由加拿大籍教师康明德创建的。20年代末，宦乡、于熙俭等校友在文华中学从事学生运动，铜管乐队常在学生游行队伍中作先导，有时参加演出。1927年，汉兴在文华中学上初二，带着他心爱的小号当司号，1929年，正式参加乐队当司号员。由于他刻苦学习，很快成为乐队的副指挥。为了很好地全面指挥演奏，他曾不惜用一整个暑假练习黑管和修理乐器。1931年上高二时，他的父亲不幸病逝。校长十分同情汉兴的处境，聘请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妄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日寇步步紧逼，打断了汉兴苦苦求得的可贵的学府专攻音乐之路。“八一三”事变前夕，夏先生随着逃难的人群乘船回到故乡武汉。这时武汉已成抗日救亡中心，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纷纷拿起文艺武器进行团结抗日的宣传。北平、天津、上海等地音乐工作者云集武汉。夏汉兴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工作，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武汉市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音乐组长。他在武汉长江两岸组织了两支专唱救亡歌曲的歌咏队，经常活跃在工厂、学校、车站、码头，演唱宣传。同年12月，他与张曙、冼星海，刘雪庵等筹建的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担任理事。他还重建武汉合唱团，担任团长兼指挥。正是这个时候，夏先生胸中汹涌澎湃着爱国主义热情，时代风暴把他推进到创作高峰期。

1937年11月，他在报上看到诗人光未然写的一组《抗日合唱》歌词，大受鼓舞，抑制不住同仇敌忾的激情，反复吟诵，立即把它写成群众歌曲。这就是他抗战初期的第一首杰作《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歌中高举抗日救亡旗帜，有对侵略者暴行的控诉，有对民众的战斗号召，有对胜利的信心，悲愤而豪壮刚毅。歌咏队排练期间，光未然同志亲到现场指导，他听演唱后很满意，又送《女青年战歌》请夏先生谱曲。当时《新华日报》报道说：最动人的还是混声合唱，像《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显得很感人而又雄壮”。这首歌当时刊登在刘雪庵主编的《战歌》上。1938年歌颂抗日将领的纪录影片《郝梦麟》曾采用它作插曲。1938年任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音乐组长和武汉合唱团团长兼指挥。

第二首歌就是他的不朽杰作《歌八百壮士》。这首歌是歌颂“八一三”事变后淞沪会战中英雄团长谢晋元率领八百名战士孤军奋守闸北四行仓库的光辉事迹的。会战开始前，日本侵略军狂妄地计划“十天

夏之秋常说“我接受过别人无私的援助，我也接受过老师对我的关怀。所以我也要帮助那些有才有志的学生。”他由一个孤苦学生成长为乐坛一代宗师，与平生知遇有极大关系。他知恩图报。后来，选拔、培育英才，回报社会，成为他人生第一要义。回重庆后，他逐步转入专业音乐教学生涯。开始在中央训练团当军乐教官，应陶行知先生之邀为育才学校音乐组义务教学，并为天才儿童如杜鸣心、陈贻鑫（他们二位均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杜鸣心是舞剧《红色娘子军》、《鱼美人》的谱曲者）等个别授课。后在创办军乐学校时，直接从战时儿童保育院挑选了60名有音乐天份的难童，手把手地教他们吹奏乐器。1942年30岁时，夏之秋到设在湖北战时省会恩施的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任音乐系教授。1944年回重庆任国立音乐院作曲系及少年班教授。在日本投降后，国立音乐院1946年复员迁常州。1949年，夏之秋回武汉，先后在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湖北中原大学、武汉中南音专

经过几十年积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体系。他要求学生内外兼备，即具备良好的演奏条件和方法，同时具备良好的内在音乐素质和敏锐的听力。他主张音乐教育要从小抓起，重视视唱练耳和开钢琴课。为办学，他几次修理过成批乐器；为充实教学，他自编练习曲教材；为训练学生手指功夫，他发明了“练指器”；为保证营养，他为即将参加国际比赛的学生订牛奶；为资助贫寒学生，他把零用钱塞在他们的琴谱里……几十年来，夏教授为我国培养了大量优秀铜管乐演奏和教学人才。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目前大都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如钱万耀、李立章、冀瑞铠等是管乐教授；陈嘉敏、张振武、杨杰、黄世明、车子昭等是一级演奏员。许多著名音乐家，如严良堃、杜鸣心、杨秉孙、章棣和等都曾得益于他的陶冶。他的女儿夏三多，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深造，成为“小提琴上帝”海菲兹大师门下唯一的中国籍弟子。1989年又考取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成为该团第一个中国籍的小提琴手。香港

夏之秋是乐坛奇才。他是我国第一代有突出贡献的铜管乐专家。在他那个时代前期，我国西洋铜管乐的演奏和教学是冷门，乐器制造是缺门。他异军突起，一人在这三个方面有杰出贡献，全面提高了铜管乐的地位。这在当代乐坛是极少见到的。在前两方面，夏先生在1936年24岁时即有“中国第一把小号手”之誉。从18岁任文华军乐教员到1986年退休执教55年，他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铜管乐演奏家。即使文革期间接受批判，身心受折磨的情况下仍不忘振兴小号。1973年病愈后，他又埋头编著《小号吹奏法》（1978年正式出版），总结毕生经验，此书先后再版十多次。

鲜为人知的是他在乐器制造上的贡献。1956年夏教授被北京和天津两个管乐器厂聘为顾问。他帮助他们进行产品改型换代，使工厂大大发展。如北京管乐器厂，1952年起步时原是作坊式单品种仿制厂家，到90年代发展成国家二级企业，在产能和生产规模上进入世界西洋管乐器制造业前10名的行列。他们研制的5-208高级小号，经名家幕后评比，认为与美国著名的巴哈小号难分伯仲，成为该厂出口创汇最高、国内外知名度最高的名牌。更重要的是他在小号改革上的突破。小号诞生于19世纪初，经过各国人士无数次改良，日益完善。但“自然泛音”妨碍音准的问题没有解决，使一代又一代演奏家感到遗憾。为解决传统小号某些不符合十二平均律的音准问题，夏之秋1964年就萌发了研制全控调音小号的想法。他攻关20余年，翻阅了大量资料，设计工艺，绘制图纸，在北京和天津两厂的协助下反复试验，多次修改。特别是1988年8月间，他和助手们常常废寝忘食，挑灯夜战，

歌曲《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歌八百壮士》、《思乡曲》、《女青年战歌》、《远征轰炸歌》等。著有《小号吹奏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