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1933年生于浙江永康，北大哲学系毕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宗教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兼任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等。主要从事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是在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著有《方立天文集》、《慧远及其佛学》、《中国哲学研究》、《中国佛教研究》、《法藏评传》等著作十余部。

1961年，北京大学毕业的方立天先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史教研工作，确立了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为研究重点。

1962年，为了对佛教有比较准确的了解，方立天先生到中国佛学院进修8个月。

1964年，在《新建设》第三期发表《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在第8-9期发表《慧远佛教因果报应说批判》。

1965年，在《哲学研究》第五期发表《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新建设》第八期发表《僧肇的形而上学》。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杂志将其《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一文翻译为英文发表。

1969年到1972年，方立天先生和许多教授一起被发配到江西省余江农场劳动。

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方立天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这部历时18年才完成的文集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在初版13年后，于1995年再版，2002年三版。

198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慧远及其佛学》。同年，国务院将方立天先生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

《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

方立天在对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进行理论创造的同时，他也时刻关注时代，关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社会取得了空前进步的今天，精神领域却出现了诸多危机。信仰与道德的失落，人文精神的贫乏，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激烈碰撞。而佛教本身有其积极入世的一面，对中国传统社会各个方面也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这便决定了宗教研究者应有一种历史使命感，来反思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各宗教之间、宗教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佛教如何在当代社会重建价值，发挥作用，成为了方立天先生理论思想的内容之一。方立天先生认为“宗教问题特别重要，千万不能等闲视之。”他重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并对中国宗教观进行了理论的探索，撰写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归纳、总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十个创新观点。方立天先生是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首席专家，正在为推动宗教研究在中国

半个世纪以来，方立天躬耕于人大校园，相继开设了中国哲学史、中国古代哲学问题、佛典选读、佛教概论、佛教哲学、佛教与中国文化、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等课程；发表著作17部，文章370余篇，培养国内外博硕士研究生40余名。其中，他参与编辑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出版），为佛教学科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他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宗教》卷是国际公认的了解中国宗教学科研究现状的权威刊物；他主编出版的《宗教研究》年刊成为反映国内宗教研究最高成果的园地；他相继担任教育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统战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等多项重大课题的首席专家

方立天先生认为，心性和直觉是中国佛教哲学的两大要点。《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这部书以心性问题为中心，这“不仅抓住了佛学，而且是整个宗教的本质问题。”（蒙培元语）方先生认为从思想文化的旨趣上看，儒释道都是生命哲学，都强调人要在生命中进行向内磨砺、完善心性修养，最终成圣成贤，这也成为三教合流的思想基础。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明显的差异，其融入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就是心性学说。方立天先生对中国佛教的直觉现象予以了高度重视，认为这是中国佛教哲学最富特色和价值的部分之一。他利用现代学术方法解析这一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实践方式，为人们科学地了解佛教的宗教实践开辟了研究途径。直觉思维方式并非为佛教所独有，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也拥有丰富的直觉思维资源，而且与佛教直觉是相通的。三者之间互相影响而各有特点，“中国佛教重视空观是区别于中国固有哲学直觉论的根本特点，而中国佛教重视把自心与真理、本体结合起来进行

方立天并不是一位盲目的信仰者，而是理性的研究者。对于宗教信仰与研究的关系，他曾多次发挥了他的老师汤用彤先生提出的思想，即研究者必须有“同情之默应”与“心性之体会”。因为宗教是一种精神现象，包括了理论与实践。“通过内在心性的修养，生命智慧的升华，精神品格的净化，去体会佛教哲学，感悟人生的真实。只有这样才能探骊得珠，真正得到佛教哲学的精华，提升人生境界和生命品质。否则只做文字考证，舍本逐末，徒得其表。”这段话可以说道出了方立天先生研究佛学几十年的体悟。把佛教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融入到生命之中，在学术与生活上都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这正是方立天先生一生的写照。当人们赞叹于他的勤奋与丰硕的研究成果时，他谦虚地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又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必要以最大的努力回报党和人民。当被问到中国传统文化对方先生的影响时，他说：“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的态

1．《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4版，1995.7（二版）。

2．《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中华书局1983.9版，1987（二版）。

3．《慧远及其佛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1版，1987（二版）。

4．《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6版，1991（增订本），1997（二版）。

5．《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4版，1992（二版）。

6．《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0.2版，1992（二版）。

7．《华严金师子章今译》，巴蜀书社1990.6版。

8．《法藏》，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1版。

9．《中国哲学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版。

10．《中国佛教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版。

11．《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9版。

12.《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

著名哲学史家、宗教学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方立天先生于2014年7月7日九时二十六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对方立天教授逝世表示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并委托方立天教授治丧委员会代送花圈。

方立天1933年3月3日生于浙江永康。他曾总结，一生中有三个重要的转折点：1949年、1956年及1961年。

1949年方立天初中毕业，次年来到上海，在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华东税务学校）学习，念了几个月就留校工作，后被调入马列主义教育室当助教，讲中共党史、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四门课程。被赶上阵的方立天只得先去复旦听相关课程，回到学校再现学现卖，也颇受学生欢迎。

相比1949年的革命锻炼，1956年则是学术大门的打开。这一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在职青年报考高校，方立天不顾校领导反对，以同等学力报考了北大哲学系。

“我考试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根据我的条件怎么准备这次考试。首先政治我没有什么问题；历史、地理，我把高中的课本都拿来系统地学了一遍；语文，我估计题目就是鼓舞大家前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这些方面的。我准备的题目和后来考试的题目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已经有了腹稿。最大的问题是要考

方立天并不是一位盲目的信仰者，而是理性的研究者。对于宗教信仰与研究的关系，他曾多次发挥了他的老师汤用彤先生提出的思想，即研究者必须有“同情之默应”与“心性之体会”。因为宗教是一种精神现象，包括了理论与实践。“通过内在心性的修养，生命智慧的升华，精神品格的净化，去体会佛教哲学，感悟人生的真实。只有这样才能探骊得珠，真正得到佛教哲学的精华，提升人生境界和生命品质。否则只做文字考证，舍本逐末，徒得其表。”这段话可以说道出了方立天先生研究佛学几十年的体悟。把佛教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融入到生命之中，在学术与生活上都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这正是方立天先生一生的写照。当人们赞叹于他的勤奋与丰硕的研究成果时，他谦虚地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又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必要以最大的努力回报党和人民。当被问到中国传统文化对方先生的影响时，他说：“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