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承，字伯洪，191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外文系。1918年入华盛顿大学专攻教育学，1920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又赴伦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21年回国，受聘于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授。1923年，受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之邀，前往任教。“五卅惨案”后，爱国学生运动浪潮迭起。孟宪承不顾个人前途，与美籍校长据理力争，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而后，孟宪承等教授和一批学生为了抗议校方的无理规定，毅然宣布脱离圣约翰。离开圣约翰后，孟宪承联合一些教育界人士，发起创办了光华大学。此后曾一度担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秘书长、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929起至1933年在浙江大学任教。1933年，在杭州创办民众实验学校，研究和推广民众教育。抗战期间，先后在浙江大学（1938-1941年)和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重返浙江大学任教（1946-1951年），兼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杭州解放，军管会委派孟宪承

孟宪承对文、史、哲等学科具有很深的造诣，通晓英语、法语，晚年还刻苦学习俄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即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唯物史观，因此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

他的学术研究著作，除占有充实资料外，更具有科学的识见。他很重视教育理论的研究，并强调深入教育实践，为了研究民众教育，他曾亲自创办和领导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进行各种教育实验研究。

在教育理论方面，他已出版的专著有《教育概论》、《教育通论》、《教育史》、《西洋古代教育》、《大学教育》、《民众教育》、《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选》等多种。还曾编写《教育哲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等教材。此外，还翻译西方教育名著多种：如J．杜威的《我们怎样思维》(中译本名《思维与教学》)，W．H．基尔帕特里克(旧译克伯屈)的《教育方法原论》，B．H．博德的《教育哲学大意》、《现代教育学学说》、《教育心理学辨歧》等专著。

孟宪承早年先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师从杜威，取得教育学硕士学位。继到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教育哲学。1921年11月回国，先后在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无锡江苏教育学院，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及浙江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等十所大学任教，共46年。

孟宪承博通中外古今，特别是外文、史、哲、教育等学科。担任过中文系、外文系、教育系教授，文学院院长。1942年，当选国民政府首批29位部聘教授之一。教育学科仅他一人。

孟宪承在圣约翰大学时，英籍校长卜舫济对他十分欣赏。1925年“五州”惨案，国人爱国反帝热情高涨，他以国文部主任的身份，领导爱国师生对抗校方对进步学生的镇压，并与钱基博教授（著名学者钱钟书之父）等一道带领进步师生离校，自行成立光华大学。宣布“永远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发誓“以后不再进任何外国教会学校”。

孟宪承三临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从选校址到提出师范类学生的培养问题、师范院校课程建设等方面的见解，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建设，考虑了50年的发展空间，和远不止50年的发展方向。

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孟宪承认为大学是最高的学府，大学的理想应该包括"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和"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他十分强调培养师资，他认为提高教师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是办好大学的根本。他大力主张大学应加强基础教学，要让学生掌握坚实的、广博的基础知识，不宜过早地分专业，同时还必须注意培养优良的校风和学风。

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建国初期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班，他对研究生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认为从事中国教育史的科学研究，必须经受严格的基本训练，如文献资料的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与方法的学习，外国语文的训练等。在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影响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教育史教学和研究人才。

孟宪承不仅对高等教育理论颇有建树，而且对民众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也甚为关心。1933年，孟宪承在杭州亲手创建了一所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并在此期间对民众教育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著有《民众教育》、《民众需要的是什么教育》等论著，是我国民众教育的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