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秋芳1927年由其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争自由的波浪》一书作为《未名丛书》之一印行，鲁迅亲自为该书写了《小引》。同年，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以“冬芬”为笔名，给鲁迅写了《文艺与革命》的长信，鲁迅公开复信给以肯定与指导。

1929年3月回北京继续学业，大学毕业后去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教授国文，国学大师季羡林是其当时的学生，其间结识胡也频与丁玲。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应郁达夫之邀去福建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创作发表了大量的散文、政论，扶植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青年作家，为东南沿海进步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在绍兴稽山中学、绍兴简易师范、杭州高级中学、宁波市立中学、浙江师范学院任教或担任领导工作。

1953年调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学语文教材编辑组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兼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委员会高级编辑。

1971年退休回绍兴定居。

1973年被任命为绍兴

在绍兴近现代史上，董秋芳虽不像秋瑾、陶成章那样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轰轰烈烈；不像鲁迅、蔡元培那样有光彩照人的思想和有口皆碑的文章；也不像孙越崎那样位高权重，实业救国，贡献卓著。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是一位同样值得绍兴人骄傲的爱国、进步、勤奋、乐教的著作家、教育家、翻译家和鲁迅研究专家。他战斗的笔，在我国新文学运动的每一个战役中，始终未曾停止过。他和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鲁迅有着密切的交往和友谊，和李大钊、郁达夫、胡也频、丁玲、周建人、陶元庆、叶圣陶、楼适夷、许钦文、吴伯箫等老一辈革命作家曾经患难与共。解放以后，他曾在教育部中学语文教材编辑组工作，先后注释了毛泽东、鲁迅的著作以及许多国内外名著，作为全国通用中学语文教材使用。

董秋芳的学生、国学大师季羡林，称董秋芳为“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师”，他说：“董秋芳先生的指导对我影响最大，他的指教决定了我一生的写作活动。自那以后60多年来，我从事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福建省会的永安山城的进步文化活动持续7年之久。1938年5月至1945年10月间，永安曾先后出现过出版社39家，新闻通讯社4家，编辑单位20家，书刊发行机构15家，印刷所19家，文化学术团体和群众组织40余个。出版报纸12种，期刊129种，书籍800多种，丛书、丛刊近40套。参加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专家、学者达100多人，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因而永安也成为我国东南地区的“文化城”。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一批爱国的热血青年，随同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和一些身份隐蔽的共产党人先后汇集到永安，组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文化大军，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为了民族的解放，他们以笔为武器，采取多种形式进行顽强战斗。

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培养了一批爱好文学的革命青年，造就了一批党的工作骨干。本文且不去叙述当年左翼作家黎烈文组建改进出版社、创办《改进》、《现代青年》、

董秋芳一方面引导青年用笔向社会的黑暗、腐败作斗争，一方面又十分注意保护青年，使他们免遭伤害。有一回，《新语》上发表了晏石写的《女人、社会、路》的杂文，中心思想是：妇女要解放，必须先改革社会。特务即找上门来，要董秋芳交出作者的真实姓名和住址。董秋芳说：“文章言论，如有出轨，责任首先在编辑，我要加以检点。文章是外面投来的，没有注明真实姓名和地址。”特务没有办法，最后给了一个警告：“今后如果再登这种混帐东西，对你不客气！”（刘金著《马上随笔》213页，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说完悻悻而去。董秋芳对于青年们稍有可取的文章从不求全责备，总是满腔热情地加以揄扬，并积极设法刊登。

董秋芳利用《民主报》副刊《新语》这一阵地，致力培养青年，关心青年。他对于在来稿中透露对旧制度的憎恨，对现实社会的腐败和对国家前途而忧伤的心地善良的热血青年，总是给以谆谆教导。闽西有一位青年作者张汉城（笔名金斗节子）给董秋芳寄

董秋芳先生不像秋瑾、陶成章那样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轰轰烈烈；不如鲁迅、蔡元培先生那样留有丰碑式的宏篇巨制，有光彩照人的思想和惊世文章；也不像孙越崎先生位高权重，实业救国，贡献卓著。但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是一位同样值得绍兴人骄傲的爱国、进步、勤奋、乐教的教育家、翻译家。在一定意义上说，他是一位更贴近普通老百姓，易为许多后辈学子仿效的平凡而人品高尚的老师。

董秋芳的名字两次出现在校史上。1913年至1919年，他就读于绍兴第五师范；1947年他任教于绍兴简易师范并担任校长。

董秋芳1898年8月21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县青坛村，笔名冬芬、秋芳、秋舫。1913年15岁时，董秋芳考入绍兴第五师范，他的同学后来有成就的，还有许钦文、陶元庆等。1919年“五四”时期，正是董秋芳师范毕业前夕。在爱国思潮的激励下，他与校友何赤华等一起，在绍兴支持北京的爱国学生正义斗争，宣传“五四”运动的意义，反对封建卖国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