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的父亲陶仲明是一位塾师，他幼时随父在近代教育家严修（严范孙）创办的家塾中就读。这所家塾半日读四书五经，半日读西学。西学由张伯苓执教，课程有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基本知识。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中学堂，1906年迁址改称南开学校。

陶孟和成绩优异，旋以官费生被派赴日本留学，1906-1910年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历史和地理。当时，他对中外地理特别感到兴趣，曾和同学杨文洵搜集大量资料，编译《中外地理大全》一书，共两卷，上卷为中国之部，下卷为外国之部，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在10年中再版7次。

1910年，陶孟和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4-192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陶孟和起初执教《社会学》、《社会问题》、《英文学戏曲》等课程，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期间，受韦伯教授夫妇和哈蒲浩士教授的影响很深。同时最喜欢肖伯纳和威尔斯这两位作家。他们都是费边社社员，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他们认为进行社会改革必须研究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韦伯对于劳工、失业、贫困、老年人等问题，做了很多调查，并从立法上对工时、养老金、工会组织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议。韦伯夫人还在1912年新创了一个“费边调查部”，从事工业管理等问题的调查。他们针对英国资本主义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对当时英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陶孟和对这些非常感兴趣，认识到研究社会问题对改革社会非常重要。1912年，他在伦敦时，即与同学梁宇皋大量搜集资料，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此书是陶孟和论述我国社会组织和社会思想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研究社会学的最早一部著作。当时陶孟和才27岁。但此书表明了他已经是一位学贯中西、卓有识见的学者。

1913

陶孟和在青年时期，曾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因此与之有过往来。但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蒋介石反动面目的逐步暴露，陶孟和的幻想也随之破灭了。特别是1946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刺杀后，陶孟和义愤填膺，为此曾写信给邵力子，揭露蒋介石的无耻行径。有一次，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后，从重庆回到社会所，就在同事面前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还引用周贻春（抗战前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任农林部长）的话，说“国民党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就是说不可救药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社会研究所从四川迁回南京。没过多久，全面爆发内战，1948年，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先是奉令准备南迁，后来又要求迁往台湾。陶孟和冒着风险，正义凛然地发动社会舆论与之斗争。他的言论起到了揭露国民党政府阴谋和稳定人心的作用。当得知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以及故宫博物院的珍藏文物，都被先后搬往台湾时，陶孟和非常不满，立即在《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

1949年4月23日，陶孟和以极为兴奋的心情迎接南京解放。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身着灰布军服，带一位警卫员，来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办公楼看望陶孟和。由于陶孟和事先不知道，着长袍至会客室相见，互道姓名以后，乃知是陈老总。陈毅早年在北平中法大学读书时，曾读过陶孟和发表的某些文章，受到启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了解陶孟和在解放前夕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义举。这也是两个月后，陈毅向党中央力荐陶孟和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原因。

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管会文教会派赵卓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召集员工联谊会理事会，陶孟和等积极支持军管会的工作。在中央研究院各所被中国科学院接管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根据南京军管会的安排，曾成立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维持南京各所的日常工作，共有14位委员，以陶孟和为主任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于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陶孟和以

从建院开始，陶孟和就分工主管编辑出版工作。为了加强这一工作，他推荐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出任编译局局长。鉴于过去许多科研论文及著作都是用外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或出版的，国内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也出版过一些学报和刊物，但一直没有全国性的权威刊物，院领导首先决定出版综合性刊物《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以及供国际交流的英文刊物《科学记录》。同时作出了扶助国内各重要专门学会、研究会等发行科学期刊的规定。除此之外，对审定自然科学名词，翻译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科学著作，以及出版科学普及读物等作了安排。

随着科学研究工作的积累，著书立说者日渐增加，中国科学院决定于1954年成立科学出版社。陶孟和对科学出版社特别关心，从出版的方针、任务和工作都作了指示。

1956年,在遴选《中国科学》、《科学记录》编委会成员时，大家认为这两个刊物是科学院主办的的综合性刊物，陶孟和作为副院长分工领导出版工作，本身又学识渊博，担任主编是适

后来相继成立了院图书馆的上海分馆和兰州分馆以及二十多个所的图书馆。当时，院图书馆同它们的关系是业务领导关系。1956年以后，许多新的科学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全院图书馆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全院图书馆分为三级，即院图书馆（又称总馆），分院图书馆和研究所（包括所、室、台、站、队、校等）图书馆。院图书馆对分院图书馆和研究所图书馆的关系改为业务指导关系。在上海、兰州、武汉、成都分院图书馆的和一些研究所图书馆的建设中，在制订方针任务和规章制度方面，在搜集、交换、整理、供应书刊和培养干部方面，院图书馆做了许多工作，为建立全院图书馆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陶孟和从领导图书馆工作以来，就一直兢兢业业，为之倾尽心力。他指出，过去的老路有两条，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图书馆类型，一种是藏书楼，是封建时代传下来的；另一种是所谓新式图书馆，是从外国输入的。但这些老的路子都不能走了，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按着社会主义革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