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回国后，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清廷赐进士出身。曾任法律馆纂修官、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等职。

1909年(宣统元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曾参与审理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案。

1910年（宣统二年）任法律编纂局编修、内阁法制院副使。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派遣，随唐绍仪参加南北议和谈判。

1912年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等职。

1914年任司法总长。

1916年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在任期间，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与日本政府秘密谈判，出卖国家领土与主权。

1918年与日本正式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

同年秋，在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段祺瑞授权下，一天内向日本签押了三笔共计6000万日元借款，把我国铁路、矿产及其他权益出卖给日本，“欣然同意”日本政府继续占领济南

章宗祥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对日本情有独钟，他认为：“平心而论，日本所得西方之科学，以之转授于中国，实绰有余裕”(《东京之三年》)，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根本没必要远渡重洋到什么美国、欧洲去取经。

当时段祺瑞为了拉日本作为自己的后台，特任亲日的章宗祥为驻日公使，以便与日本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此时日本政府寺内正毅内阁刚刚成立，该内阁一改前届内阁用武力强迫中国的侵略方式，有意用向中国政府贷款的办法来控制中国政府，实行经济侵略。章宗祥使日后，也以“弥补中日之间的裂痕”为己任，竭力与日本建立所谓的“友好关系”。

为了向日本借款，章宗祥和日本方面的西原龟三经过多次密商，达成了多笔借款协定，其中由章宗祥签字的借款有：“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元，“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2000万元，“参战借款”2000万元。而“济顺高徐铁路借款”是以出卖山东路权为代价的，直接酿成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后果。因此，正如时人评述的那样：“章宗祥之卖国成绩，可与李完用先后媲美也。愿我国人共起而逐之。不去庆父，鲁难犹未已也。”(大中华国民《章宗祥》)

1918年底，中国政府派陆征祥为特使经日美赴巴黎参加和会。陆征祥系亲美派

归国之初，章宗祥就受到“自负有伯乐之能”的肃亲王的大力保举，这匹“千里马”很快就被朝廷特赐“进士出身”，从此鸿运高照。到1916年初袁世凯取消帝制、段祺瑞组阁的时候，章宗祥已经多次出任司法总长一职，并与曹汝霖等四人组成了段内阁中所谓的“新派”，也成为段祺瑞实行内政外交政策的主要助手。因他们都是亲日派，时称“东式外交家”。

章宗祥学成归国时，时不时地向曹汝霖密切交往，希望能得到其推荐，后见曹汝霖迟迟没有动静，又托清朝皇室的载振贝勒爷引见，结果也没有多少效果。

章宗祥十分郁闷。这时，他的妻子陈彦安看出了丈夫的难处，马上出来周旋。陈彦安是姑苏人，曾在上海女学读书，章宗祥当时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两人邂逅相遇，一见倾心。后来陈氏到日本，与章宗祥订下了婚约，归国后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陈氏善于交际，当即去见贝勒夫人，博得了贝勒夫人的欢心，做了贝勒夫人的干女儿。贝勒夫人便到公公庆亲王奕劻面前活动，调章宗祥进入民政部

《东京三年记》《日本留学指南》《任阙斋东游漫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