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8月15日，生于四川温江。

1908年，进四川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堂，1912年毕业。

1914年到北京，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同时任职于清史馆，并先后担任成都《四川群报》驻京记者和北京《京华日报》编辑。1918年与李大钊、曾琦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在翌年7月1日的成立大会上，被推为该会执行部主任。同年底，在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支持下，又创建“工读互助团”。

1915年秋天，王光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当时，他寓居北池子一间狭小简陋的小屋，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课余兼任成都《群报》（后改名为《川报》）的驻京记者。也正是借着这个机缘，王光祈结识了李大钊，当时李大钊正主编《晨钟报》副刊，他们一见如故。李大钊对王光祈非常欣赏：“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

1918年，与李大钊、曾琦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在翌年7月1日的成立大会上，被推为该会执行部主任。同年底，

1892年8月15日生于四川温江，王光祈在童年时代就会吹箫奏笛，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读中学时又醉心于川剧。这为他后来从事音乐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早年读私塾，15岁考入成都第一小学堂高年级。他勤奋好学，才思敏捷。清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成都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丙班，与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等人为同窗知己，是班上的高才生。与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郭沫若、曾琦、李璜等同班，并为至交。一次他们一起到成都东郊菱角堰周太玄家聚会，仿“桃园结义”，相约死后同葬此地（后来王在德国逝世，李劼人果然设法将其骨灰运回安葬于该处）。1912年春毕业于成都府中（现石室中学），清贫之中刻苦功读诗书。1914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学习法律，1918-7月以优异成绩（第二名）毕业。在京求学期间，还担任了几家报社的记者、编辑等职，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其主办的《每周评论》的创刊号上发表社论，积极从事社会活动。

宣统三

“五四”运动时期，王光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18年，他曾在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和成都《四川群报》上发表若干篇文章与通讯，抨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后日本侵略中国山东的罪行。同年，他与《京华日报》编辑周太玄一同提议建立“少年中国学会”，得到了李大钊的热情支持。王光祈负责筹备期间的主要事务。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向李劼人主编的《川报》发送50余篇通讯，为四川的民主思想的增长和成都的国学生运动的开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李劼人曾在《追忆王光祈》一文中说：“北京（五四）运动之所以及时传到成都，青年们得以及时看到光明，就不能不归功于王光祈了。”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王光祈主持了会议。这个学会的宗旨是：“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后来，根据王光祈、李大钊等人提议改为：“本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

王光祈认为，与旧中国社会“隔绝”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出国去留学或作工。他在《旅欧杂感》中说：“我不是说外国社会都是好的--真实坏处亦不少--亦不希望永久离开中国社会，不过我是希望在短期内应该设法到外国去换一换空气……一到外国。看见外国社会的好处，便联想到中国社会的坏处；看见他国社会的堕落，便联想到中国社会的特长，看见他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共同弱点，便想到人类的全体改造，总之外国的学术生活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他还说：“别人出国的宗旨多系求学，我出国宗旨则兼求学与修养两种。”1920年4月1日，他同魏时珍、陈宝锷、涂九衢乘法国船离开上海。涂九衢赴南洋，王和陈赴德国。6月25日，会员张梦九也离开上海前往德国留学。

王光祈原来打算去美国，因患眼疾未获许可，当此之时又受上海《申报》驻德记者之聘，于是改变主意去德国考察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复兴情况。

王光祈到德国法兰克福后，一方面学习德文和攻读政治经济学，一方

由于离开了热热轰轰的国内社团生活，“悄然自悲，若有所失，终日独向”窗外一望平芜的自然美，逐渐爱好起音乐来。他从小喜欢弄笛吹箫，哼川戏昆曲；于是利用工读之余重操旧日之好，跟德国私人音乐教师学习小提琴，放弃了经济学的研究。1923年，王光祈在柏林一音乐专科学校攻读音乐理论。1927年，他考入柏林大学攻读音乐学。自认改学音乐以来，他一方面学习音乐、乐器知识，一方面向国内介绍德国音乐、欧洲音乐，向德国介绍中国古典音乐，并且进行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他虽然“半路出家”，独居海外，但由于他具有不顾一切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求实的作风，学习成绩和著述成就都日渐增长，为国内音乐界注目，为老友们惊讶。1934年，他以《论中国古典歌剧》获得博士学位。

王光祈自1923年起，陆续写作出版了音乐专著16种，并在中外报章书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音乐论文（现见中文音乐论文16篇；外文音乐论文存目14篇，其中2篇已译成中文）。他怀有借

王光祈自1923年起，陆续写作出版了音乐专著16种，并在中外报章书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音乐论文（现见中文音乐论文16篇；外文音乐论文存目14篇，其中2篇已译成中文）。他怀有借助音乐之力唤醒民族，完成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理想，主张一面先行整理古代音乐，一面辛勤采集民间流行的谣曲，然后再利用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创造出“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为此，他对西洋音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分门别类地写成专著和论文，向国人介绍。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德国人的音乐生活》（通讯10篇，1923年10月11日起在《申报》发表）、《德国音乐教育》、《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西洋音乐与戏剧》、《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西洋乐器提要》、《西洋制谱学提要》、《音学》、《对谱音乐》、《西洋名曲解说》和《西洋音乐史纲要》等。

他认为国乐“必须吾人自行创造”，而“不能强以西乐代庖”，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王光祈是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近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五四新思潮及传统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他独特的社会改造思想。面对末世的老大中国，王光祈主张建立一个适合于二十世纪的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并且把少年中国视为理想的少年世界的一部分。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成立了五四时期著名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工读互助团运动，以后走上了音乐救国的道路。在王光祈的社会改造思想中，少年中国学会是改造社会的依托力量，工读互助团是他改造社会的最初尝试；青年知识分子是社会改造的主力，并借助他们来实现对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改造与联合。

与其他社会改革家不同，王光祈反对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改造社会，冀图以改造民族生活、复兴民族文化、音乐育民和民族革命等手段来实现社会改造的目标。在社会改造的步骤上，王光祈认为在政治改革之前应先下一番“预备”功夫；应走一条先改造个人，再改造团体，进而改造全社会的改造之

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向李劼人打听王光祈1936年骨灰运到成都安置的情况。1983年，四川音乐学院将其墓碑迁至该院，并建纪念亭。

1984年6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省政协、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四川音乐学院和温江县政协等单位共同在成都召开了“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在《王光祈音乐学上的贡献》一文中指出：“王光祈是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的近20年中文化界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著作家，卓越的音乐学家。”“将东西方之音律，东方各民族之音律进行比较研究，始创于王光祈，这无疑是中国音乐学上一大贡献。”1985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之“王光祈”条目中明确写道：“他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者。”1986年，在温江公园内修建了“王光祈纪念馆”。在21世纪初期对温江公园的改建中，园内还新修了以王光祈而命名的“光祈音乐广场

”。后人编有《王光祈音乐论著

冼星海以“刻苦耐劳”评王光祈：“我们不能忘记这位音乐理论家王光祈，他推动了新音乐的发展，他的刻苦耐劳是我们从事中国新音乐的模范。”

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教授卡勒博士以“前驱者”评王氏：“他努力介绍西方音乐的精华到中国去，并且应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那至今还未有人碰过的材料；在这一方面，他可以算是第一个前驱者。”又说：“他在研究院无时不以最大的努力和确定的态度来工作，他是一个静默稳重的人，只有很接近地去细细认识他，方可以了解他的伟大。”

日本著名音乐学家岸边成雄以“第一个”评王氏：“把柏林学派的比较音乐学观点第一个介绍到东方来的，是中国人王光祈。”

波恩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希德玛博士以“音乐学家”评王氏：“他把握了西欧，特别是德国方面研究音乐的科学方法与途径，由此设法与他的故乡的音乐与戏剧的艺术相接近，这居然给他做到了！他已是一位受有严格教育的音乐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