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简介

张东荪简介

最佳答案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出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市）。现代哲学家..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出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市）。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

基本资料

中文名：张东荪

别名：万田，圣心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浙江省

出生日期：1886年12月9日

逝世日期：1973年6月2日

职业：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

毕业院校：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生平简介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国立政治大学、私立光华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辛亥革命后，曾参加袁世凯的御用政党——进步党。五四时期依附北洋军阀，为研究系重要成员之一，主编其机关报《时事新报》。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

1921年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不久，以介绍新思想新文化为名，与梁启超等人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大革命后，加入张君劢组织国家社会党，出版《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编辑《自由评论》，参与蒋介石的文化“围剿”。

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先后任华北支部委员、主任委员。1944年9月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1月，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8月，国家社会党与民宪政党合并，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前后，著文

往事略集

留学东洋觅新知

少年张东荪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西方思潮如万斛泉涌的时代，加上慈禧太后暮年施行新政，鼓励学生出洋，走出国门看世界便成为不满现状心忧天下的年轻人的必然选择。张东荪也不例外，他于1904年获得官派留学资格，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留日时期的张东荪，一方面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熏陶，开始进行初步的哲学研究，另一方面，面对国难日深的严重局面，也兴起了强烈的入世、救世之心。

1907年，他在日本认识了前来讲学的梁启超，接受了立宪派的改良思想。这时的张东荪还与同学蓝公武等人创办了一份《教育》杂志，鼓吹教育救国。《教育》杂志虽然仅出版两号，但它对于当时介绍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堪称后来以“政论家”著称的张东荪指点江山的啼声初试。

1911年，张东荪从日本回国，按照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在太和殿面见皇帝，进行殿试，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

徘徊于政治与文化之间

个人观念

张东荪于1932年8月20日，发表在《再生》杂志第一卷4期上一篇《阶级问题》的文章，集中批判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之理论。《张东荪传》的作者左玉河先生评论说：“张东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见解，总体上是错误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和歪曲。这些批评和攻击，是张东荪五四时期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不过我知道，如今有不少学者为了享受宪法所赋予的“出版自由”，常常采取“歪打正着”战术，我不知左先生是否也采取此类战术，不过他对张东荪的《阶级问题》引述得还比较详尽，在拿不到张东荪原作的情况下，我们也只好借用这里的引述。

张东荪首先指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基本概念模糊，“阶级”这个词，“是一个极不清楚的概念”，“即照马克斯派来说阶级，在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一回事。”“我们平常是为马克斯派所蒙蔽。”张认为，社会学上阶级概念只是“社会的分化（Socialdifferentiation）”，它不仅限

政治遭遇

张东荪在1968年1月被“逮捕”的时候，已经82岁。他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他在监狱中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7年以后，1975年被释放。出狱后，精神逐渐恢复正常。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张宗炳是长子。老二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老三张宗颖学社会学，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

文革开始后，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颎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二儿子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

文化论战

张东荪从来就没有脱离哲学，他一直是那个时代中国哲学舞台上的主角，因为这是和他文化救国的信念息息相关的事业。1918年底，梁启超决定赴欧洲考察，途经上海时，与张东荪、黄潮初畅谈一通宵，张东荪曾表示，此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要以“教育、著书、译书”终其一生，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尽其力量。在五四时期，张东荪就认为“要起中国的沉疴非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不可，所谓输入西方文化自然是指科学而言，然而输入科学却非先改变做人的态度不为功。所以输入科学而求其彻底，则非把科学的祖宗充分输入不可。科学的祖宗非他，西洋哲学便是。……我们介绍科学不求彻底则已，如要彻底则非充分介绍哲学不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张东荪就开始对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流派都作了介绍，而尤其注重于柏格森的创化论、罗素的新实在论、穆耿的新创化论、相对论哲学及康德的知识论，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他“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文化认识论。当时的中国学人要

家庭生活

1886年，张东荪出生于一个县官家庭。父亲张上騄当了一辈子县令，虽然为官清廉屡建政绩，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由于仕途无望，张上騄转而将兴趣投到文学方面，诗文造诣不凡，尤精词学，并对两个儿子张尔田、张东荪产生了很大影响。兄长张尔田自幼聪明，承袭家学，文名早著，有著述多种传世，后来一度和王国维等并称“海上三子”。张东荪从小在父兄督责下勤修旧学，受到了系统训练，并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染下形成了旧式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格气质，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1952年，他在一份检讨中写道：“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是以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爱好名誉，有时自以为倔强就是有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