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7年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民国18年发掘南京明故宫。民国19年主持南京栖霞山三国墓葬发掘，并致力于江浙古文化遗址调查。民国24年春，参与常州淹城遗址调查，同年秋参加上海金山卫戚家墩古文化遗址考察研究。民国25年上海成立中国古泉学会，担任评议。同年8月任“吴越史地研究会”总干事，主编《吴越文化论丛》。民国26年上海市博物馆落成，担任设备选购委员。民国32年在重庆任“说文社”理事长，主编学术月刊《说文》。民国38年离开大陆，历任香港珠海、联合、联大、光夏、远东、华夏等书院教授，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台湾辅仁大学教授。

卫聚贤(1899—1989),字怀彬,号助臣、耀德、卫大法师等,曾化名鲁智深、韦痴子等,山西运城万泉(今万荣县)皇甫乡北吴村人。

卫聚贤是民国著名学者,其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亦堪为其时学界之一怪。他拔起于逆境,以自学出身,终有志者事竞成,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得王国维等亲炙,后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鸣世,著述颇丰,且是学界中的组织者,但以其所论多怪异,研究方法又不同常人,加上他后来离开大陆,于是更为人所罕知,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于是他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块“化石”了。

发奋读书,有志者事竞成的楷模

卫聚贤的身世真是凄凉,他本是甘肃庆阳县西峰镇人。明清一代西北民族矛盾冲突,回、汉两家血争不已,卫氏的外祖父即是侥幸存活下来的一家磨坊主人,其女名苏春梅,嫁庆阳安氏为妻,生有两子,后以西北饥馑,安氏一家家破人亡:安母饿毙,安氏病故,其两弟一自杀一逃逸,只留下妻孥三人无以为生。时有山西万泉北吴村

著有《中国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小史》、《古史研究》、《中国社会史》、《古今货币》、《古器物学》、《台湾山胞由华西迁来》等。

卫聚贤一生著述等身,他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钱币学家、博物学家、文化人类学家。

他的著作中,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中国第一部考古学史的《中国考古学史》(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中国考古小史》、《十三经概论》、《古钱》、《古钱年号索引》、《楚辞研究》、《文字学》、《古器物学》等亦有显名,大多系由商务印书馆先后再版多次。他还是中国古钱学会(会长丁福保,卫氏与之合著有《古钱》,编刊《古钱学》杂志)的成员(评议委员)。

卫聚贤除主持过南京古物保存所外,还参与筹备上海博物馆,该馆1937年1月10日正式开馆(叶恭绰董事长,卫氏为购选委员),它现在是东方明珠上海的一座标志性文化场馆了。

卫聚贤治史始于其在太原读“商专”时,因专业相关,其时之兴趣在中国商亚史。他第一本著作《一得录》,从传统考据学的兴趣出发,收有“齐桓公西伐大夏考”、“介子推隐地考”等,后著有《春秋图考》。清华研究院时受王国维等亲炙,他

卫聚贤治史及考古的主要学术观点：

一是延长历史年代,以商殷为原始社会及氏族社会分界点,再下为封建社会;

二是主张中国文化源于东南沿海,而非传统的以单纯的由中原辐射而及四方的习说,认为南洋土族与吴越俱一民族,并从南京栖霞山、杭州古荡、余杭良渚、苏州石湖、金山卫戚家墩、常州奄城、湖州钱山漾、福建武平等处考古发掘论证黄河流域石器文化乃由东南沿海而来,且吴越民族与殷商、南洋土族俱同一渊源的支脉,这与现在的考古学界逐渐认同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之多元性、共生性结论相符;

三是主张春秋战国之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即民族迁徙、商业贸易、遣使战争等使外来文化传播进来,更甚而主张《山海经》为印度随巢子之游记,因所记有非中国所有而为印度所有者;《穆天子传》则为中山国人之西游记;他还附和胡怀琛“墨翟印度人”之说。

这些卫氏当时所论,多与常说相悖,因而亦颇受时论非议,有的学校甚至不允许学生在作文中引用其说,凡一引用皆以零分对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