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猷(you)先生，我们尊称他为“奇老”，他的一生是与《韩非子》、《吕氏春秋》这两部中国古代典籍联系在一起的。他1917年出生于广东韶关。父亲是前清的秀才，以教书为生，曾教他以四书五经，为他后来研究先秦诸子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入中学后，他喜好数理，尤致力于几何之学，为后来自学天文历法打下了数理基础。1936年，他考入北京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1940年大学毕业，升入辅仁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深造。194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曾在京管理韶州会馆(见《广东会馆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此后，执教沪上，历任上海震旦大学文理学院、光华大学、诚明文学院等院校教授。1952年院校调整后不再执教，以为出版社审稿为业，曾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特约编审。

陈先生在大学求学期间，多得名师指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孙蜀丞(人和)先生。孙先生告诉他:“治学莫若注释古籍。注释古籍最宜于促使学业增进。经、子二部，注经者多，注子者少。若选注若干种诸子，既可增进学业，又有益于文坛。”陈奇猷领教后，即选定《韩非子》《吕氏春秋》《庄子》《淮南子》四部子书为之注释。自此起他即搜集有关四书的资料。历数年之久，大致已备，于是先整理《韩非子》。校释诸子，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先以版本及类书引文校对，然后征集前儒校说，皆条列于原文之下，再作出自己的判断。他整理注释《韩非子》，严格遵循下列几项原则:“要充分了解韩非的思想体系；尽可能以本书注本书；韩非是法家，当以法家注法家，绝不能以儒家思想强加给韩非。至于训诂、通假、补字补句、删改误文等等，不但要合于文法，通于文义，更重要的是符合韩非的思想。”经过二十年的努力，详加考校，稿经四易，定名为《韩非子集释》，于1958年由中华书局上海

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奇老并不满足。他仍治学不倦，并关注新资料的发现，新成果的吸收。在两书出版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从事两书的修订工作。在他的老友王元化先生建议下，两书的修订本分别定名为《韩非子新校注》《吕氏春秋新校释》，收入由王先生倡议策划的《中华要籍集释丛书》，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2002年出版。两书修订本较之初版本，不仅篇幅大增，两书字数合计达235万字之巨；而且注释更为精到，资料更为丰富，认识也趋深化。如他重读《韩非子集释》，发现其中最大错误是同意清人陈澧对韩非“仁、义、礼”之说的观点，即认为“韩非解仁、义、礼三字义则纯乎儒者之言，精邃无匹”，从而影响了对韩非思想的正确认识。他认为，韩非之思想确是如司马迁所说:“归本于黄老”，是据老子“小国寡民”之理想社会引导出其法治之理想社会，借《老子》之文发挥其法治理论。执此韩非思想体系以注韩文，多数问题皆得迎刃而解。为此，他对《韩非子

虽然奇老青年时代立下的注释四部子书的宏愿仅完成一半；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有两部能传之于后世的大书，已经令人钦佩不已了。除了两部大书之外，数十年来，陈先生发表的论文尚有数十篇之多，大多为先秦诸子研究，其中不乏独得之见。奇老的这些论文和他创作的诗词，他生前已抄录成册，定名为《晚翠园论学杂著》，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将是对这位一生治学的老学者的最好的纪念。

我初次知道陈奇猷的名字，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时，奇老所撰《韩非子集释》与古人所撰《柳河东集》《王文公文集》等书，作为“法家著作”大量印行，达十万部之多，以致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以为奇老也是一个历史人物。八十年代中期，我来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才得知奇老竟然只是一位刚过古稀之年、精神矍铄的老学者。我有幸负责他这两部大书修订本的出版工作，因此与他联系颇多。随着交往的深入，对他的生平及治学情况也有了大概的了解。奇老富有才艺，谈吐诙谐。他擅书法，喜诗词，大概是家居寂寞的缘故，他最喜欢的还是来编辑室与青年编辑聊天，谈世相、叙掌故。有一次，他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王羲之的《兰亭诗序》中“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诸句，可以有另一种读法，即将“夫人”两字连读。我们照此读后才恍然大悟，忍俊不禁。

上海古籍的《中华要籍集释丛书》中，另一种韩非子著作《韩非子校疏》中，作者张觉则将陈先生批驳的体无完肤，说他的《集释》校雠不清，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抄袭他人的著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好好看看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