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篆书，融会大、小篆。篆法精纯，学力深厚。自唐李阳冰之后，无能有继承者，孙氏以篆书著称于世，行书较罕见，但也写得很好。邓石如、杨沂孙以其独特风格的篆书方法，令人一新耳目，使这种已失去实用价值的文字以其独特的美感，在书法艺术园地中重放光彩，其功不可泯。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评其篆书：“濠叟篆书，功力甚勤，规矩并备，所乏者韵耳。”传世书迹较多。《赠少卿尊兄七言联》，纸本墨迹，行书。七言联1则。凡上联下联正文14字，款10字，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此行书联，以颜、柳之楷为体，又取各家之长，使圆浑之劲，用藏锋之功，寓巧于拙，借古于今，创造出自家的风格。由于他书法的功力深厚，字迹笔划劲利，布局法度谨严，且有疏朗开阔、遒婉俊逸的华采。这是杨氏此作的主要特点。此联中的小字落款，也十分得体，笔势流畅、洒脱，字的大小与整幅字配合得很是协调，给整个作品增添了活跃的气氛。

杨沂孙书名虽高，但其身后的生平资料却很少。《清史稿·邓石如传》后附有百多字的简传，后采研究评介杨沂孙者多依此。兹引录全文：“杨沂孙，字泳春，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官安徽凤阳知府。父忧归，遂不出，自号濠叟。少学于李兆洛，治周秦诸子，耽书法，尤致力于篆籀。著《文字解说问伪》，欲补苴段玉裁、王筠所未备。又考上古史籀、李斯，折衷于许慎，作《在昔篇》。篆隶宗石如而多自得。尝曰：吾书篆籀颉颃邓氏，得意处或过之，分隶则不能及也。光绪七年卒，年六十九”。光绪七年即公元一八八一年。以此上推生年为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此外，据一些散见的信札、诗稿等材料，还可以稍作一点补充：在一封致好友元徵，请其为父亲撰写墓志铭的信中，杨沂孙谈到了他的父亲“著有《凤麓萆堂诗稿》，抒写性灵，于放翁为近。书法融化欧、赵为一。尤精小揩，至老不衰”。又谓“其遭世变，所论时事及立身制行之宜，不涉高远奇异，必归于和平中正”。从中可

杨沂孙青年时代即爱好篆书。在常州读书时还结识了好几位“毗陵前辈”。如经学家、亦是“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字皋文），惠言的弟弟张琦，长于书印的吴育（字山子）等。这几位都是乾隆时著名篆书家邓石如的热心推崇者。杨沂孙的老师李兆洛（字申耆），更与邓氏父子交往密切。张惠言曾从邓石如学篆，吴育则与邓的弟子包世臣为至交。所以，耳濡目染之间，杨沂孙早已对邓心存景仰。他有一篇《跋邓山民楹帖》，充分表达了对邓石如的推崇和心折。不但对其书法予以极高的评价，而且从这一篇短文中，可以窥见杨沂孙学篆书也是自邓入手，进而形成自己的书风：“余年二十知好山民书，盖于毗陵先辈习闻诸论，又私喜习篆，故知之独早。其时吾苏无人称之者。道光丙午，山民子守之来虞，益得见其墨迹而识篆隶门径。及官新安，得山民书近八十幅，四体俱备，庚申八月之变尽失之矣。”“余初知山民，以吾邑翁竹君，后益服膺。恒思多聚山民各体书。及官新安而果如夙愿。然不久

杨沂孙工篆书，融会大、小篆。篆法精纯，学力深厚。自唐李阳冰之后，无能有继承者，孙氏以篆书著称于世，行书较罕见，但也写得很好。乾、嘉时期的金石考据学者，在研究古文字的过程中，对典雅的小篆书体产生兴趣。清代早期的篆书家如王澍、孙星衍等都是金石考据家。王澍的篆书“法李斯，为一代作手”。后来被“特命充五经篆文馆总裁官”。此外，乾隆朝的宫廷画家董邦达也“力学篆隶，，深得古法”。还有如钱坫、洪亮吉等，也都以篆书擅名。他们的作品，仍然都是所谓斯、冰的“玉箸篆”法。均匀的细线，全无变化，有如线描图案，毫无书意。偶有企图破格者，又流于形式的故意做作，稍一过份，便如道家的符书，杨法的作品就如此。总之，由于篆书已长期脱离于书法艺术发展进程之外，乾隆初期的篆书，仍然与当时的书坛，在时代上有一种格格不入之感。

杨沂孙书法

在清代篆书发展中，具有开创意义的大家是邓石如。他首先将具有书写意味的笔法引入篆书，打破了自秦李斯到唐

自邓石如以来的“篆书大昌”，同时也形成了婉丽遒劲的“邓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当时较有影响的篆书家莫不学邓。而杨沂孙却能以篆籀融合的端庄、整饬书风开一新境。面对倾慕终生的邓石如，他终于可以对自己做出自信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吾察吾书，篆籀颉颃山民，（指邓石如）得意之处间或过之，隶不能及也。”杨沂孙的这一新书风，在“邓派”之后影响着后来的篆书家。晚清以来的近百年间诸如吴大澄、黄士陵、王福厂、邓散木等，均从杨沂孙的书风进而形成自己的面貌。清末印坛重要篆刻家黄士陵（牧甫），他的吉金文字便曾直接受到杨沂孙篆书的影响。黄牧甫于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六），也曾用篆书写过一册《夏小正》。在题记中便明确说是临自濠叟。另一位晚清篆书名家吴大徵，也是取金文而形成其个性书风，显然也与杨沂孙选择了同样的探索方向。但杨的兼容更为成熟，因此书风更加温文醇和。而吴更多侧重于金文的凝练、严谨，因而显得拘板少韵味。至于黄士陵、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