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在香港的三十多年中，太平洋战争前编过《立报》副刊《言林》、《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一度被捕。其后编过杂志，写过《甲申三百年祭》和《苏武吞旃》之类的文章，更配合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做过搜集抗战所需的敌情材料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仍编《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直到晚年退休。长期为《大公报》、《新晚报》、《文艺世纪》、《海洋文艺》等报刊写稿。其间应邀回北京观礼、参加招待会及到各地旅行访问数次。遗言以所弦善本清嘉庆《新安县志》献与国家（生前曾拒外人收购）。死后家属按照他的意愿，送广州中山图书馆，其余藏书尽献香港中文大学（他藏书甚丰，是香港有名的藏书家之一）。

作品有：小说《菊子夫人》、《女娲氏的遗孽》、《鸠绿媚》、《处女的梦》、《红的天使》、《我的生活》、《穷愁的自传》、《时代的姑娘》、《永久的女性》、《未完成的忏悔录》、《美的讲座》等；散文、随笔《天竹》、《白叶什记》、《忘忧草》、《读书随笔》、《文艺随笔》、《晚晴什记》、《北窗读书录》、《花木虫鱼丛谈》、《世界性俗什谈》等；有关香港的著述《香港方物志》、《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香港的失落》、《香岛沧桑录》、《香海浮现录》等；翻译《新俄罗斯小说集》、罗曼·罗兰《白利与露西》、显克·微支《蒙地加罗》以及《故事的花束》、《九月的玫瑰》和纪伯伦的散文等。

早年与鲁迅

叶灵凤毕生主要生活在两个洋场，解放前的上海和三十年代后的香港。他毕业于上海美专。1925年加入创造社，早年主要的作品是小说，重性心理分析，和穆时英等的新感觉派小说可划为一类。二十年代末，运交华盖，和鲁迅结上了梁子。这不能全怪鲁爷，叶在自著小说《穷愁的自传》中主人公有这么一段：“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面到露台上去大便”。如此刻薄，难免让人愤怒，何况对象是眼里从来容不得沙子的鲁爷。这个篓子捅的很大，鲁迅在好几篇杂文中对他痛下辣手，甚至对叶灵凤模仿比亚斯莱风格的装饰画和插画也斥之为生吞活剥，并封了个“新的流氓画家”的尊号给他。解放后出版的《鲁迅全集》早期注释里，把叶灵凤说成是汉奸文人，这让他一直耿耿于怀，虽然后来的注释摘去了这顶荆冠，可惜他已不及看到，此时他已经去冥土旅行好几年了。

晚年的书斋生活

叶灵凤是个情趣多样的文人，晚年在香港，过着比较纯粹

按鲁迅的说法叶是“流氓才子”。

在半殖民地都会的上海（以及殖民地都会的香港），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在咖啡馆和茶室里，是宜乎生存一些如鲁迅所说的“才子加流氓”的。

叶灵凤当然是“才子”了，他是小说家、散文家、编辑出版家，等等。那么，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恶谥“流氓”呢？有一个鲁迅赠予的称号是早就刻骨铭心地被记取了——“齿白唇红”。你想想么，从“创造社”的“小伙计”开始，“年青貌美”的一拨文学青年，“小开”或“白相人”似的，几乎是嚣叫着闯入上海的文坛的。这拨人少年气盛，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潘汉年、周全平、叶灵凤、柯仲平、周毓英、邱韵铎、成绍宗（鲁迅“才子加流氓”桂冠的第一位受赠者成仿吾的侄子）等，仗着“齿白唇红”的资本，他们自己打着的大旗就是一面艳艳飘舞的不打自招的“新流氓主义”。

“流氓”这个社会在啼忏悔的称谓在那时是有歧义的。

在潘汉年他们看来，他们之所以标榜“新流氓主义”，其实正是与鲁迅揭橥“语丝

白叶杂记（散文）1927，光华

菊子夫人（短篇小说集）1927，光华女娲氏之遗孽（短篇小说集）1927，

鸠绿媚（短篇小说集）1928，光华

处女的梦（短篇小说集）1929，现代

红的天使（长篇小说）1930，现代

现代小说汇刊（编选）1930，现代

灵凤小品集1930，现代

穷愁的自传（长篇小说）1931，光华

我的生活（长篇小说）1931，光华

天竹（小说）1931，现代

时代姑娘（长篇小说）1933，上海四社出版部

紫丁香（短篇小说集）1934，现代

叶灵凤创作选（短篇小说集）1936，良友

永久的女性（长篇小说集）1936，良友

未完成的忏悔录（小说）1936，上海今代书店

读书随笔1946，上杂

叶灵凤选集（小说）1947，上海中央书店

香港方物志（散文）1956，中华

文艺随笔1963，南苑书屋

香港旧事（散文）1969，香港上海书局

晚情杂记（散文）1970，香港上海书局

张保子的传说和真相（小说）1971，香港上海书

新俄罗斯小说集1928，光华

九月的玫瑰（短篇小说集）法国戴当莱著，1930，现代

蒙地加罗（小说）波兰显克微支著，1928，光华

白利与露西（小说）法国罗曼·罗兰著，1928，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