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胡春浦生于渠县。1935年，胡春浦在上海投身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中央特科，发展了国民党空军第一个共产党员郑少愚（抗战英烈，1942年殉职）。1936年奉共产党、国民党西南地方实力派及反蒋势力命，以香港《超然报》记者公开身份返川进行组织反蒋抗日武装工作。事败后入狱。经共产党、国民党及地方势力搭救出狱后被刘湘委以川省保安处中校、上校。后根据共产党武汉长江局叶剑英、李克农指示加入第二战区22集团军出川抗战。回川后，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从事上层统战、情报工作；公开掩护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帮助四川省国民党党部主任黄季陆处理党务，并任黄季陆开办“群生公司”的总经理，与四川国民党党、政、军、特上层、地方势力及川西“袍哥组织”均有关联。其间，创办中共南方局领导的“红色企业‘大有字号’”，为四川地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经费，开办煤矿企业，为党提供经费，从经济上支持中共实际控制的《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

转眼到了1934年春，川军已将战线以推进到三汇以北的通江境县内，三汇场成为川军东南战线的后勤中心，各路大军的军需物资在这里集散，仅后方医院就有八个，遍街都是伤兵。对生意人来说，这正是发国难财的绝佳时机，然而“炳顺恒”21岁的新任总管胡春浦胡公子却打的是另一番主意——如何为革命事业做奉献。他想起张海涵给他讲过，江西苏区红军给白军伤兵治伤疗伤，他们伤愈后都参加了红军，拿起抢来打白军，“也想模仿一下”。　　于是约集场上的袍哥朋友，让他们串联伤兵中的下级军官军士，每次三四十人，多达一百余人，到胡家喝酒吃肉“拜把调谱”，编入袍哥队伍，赌咒发誓伤愈后不上前线，同生死共“嗨袍哥”，还写信到前线动员兄弟伙回来加入。加入袍哥的伤愈官兵由胡家包吃包住。医院原来规定伤愈后就发饷，伤愈官兵拿到钱就在三汇吃喝嫖赌，不重返前线，院方改为回到前线才发饷，他们仍然不回去。如此三四个月，聚集到胡家的伤兵竟达到一千多人。胡公子

只能参加革命不能加入组织的胡春浦如今家破人亡，大量家财被他奉献给了革命，从此不能衣食无忧，要为稻粱谋了。他了解到日本学习条件更好，而且费用与国内相差无几，于是放弃广州中山大学的学业，转而到上海的留日预备学校学日语，准备到日本留学。到1934年冬天，完成规定的半年学业正准备东渡时，梦寐以求加入组织的机会却来了。

这时候吴懋德突然带着四五个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人，住进胡春浦在北四川路的寓所，胡春浦按照吴交代的办法帮他们与组织接上了头。此间胡春浦向吴懋德讲了回老家的情况，以及设计不让伤兵回前线、组织他们抢刘湘部队的军饷等。他一直谨守着张海涵的话，不敢提出入党要求，如今他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家庭已人去财破，他也不是小资产阶级了，是否合符加入组织的条件了呢？

终于有一天吴懋德问：既然张海涵和你的关系那么好，对你那么信任，怎么不介绍你入党呢？他说：张海涵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同情革命，不能参加革命。吴懋德

训练结束，胡春浦接受一项重要任务——做国民党空军的工作。　　三十年代初开始，国民党空军发展迅速，对红色根据地侦查轰炸日益加强，给红军以极大的威胁，中共因此急于对国民党空军进行渗透，以获取情报伺机策反。位于杭州郊区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施和管理最先进的航校，被称为“中国空军的摇篮”，由蒋介石亲任校长，1934年起由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任校长，是中共渗透国民党空军的首要目标。

胡春浦的渠县老乡郑少愚在笕桥航校学习。郑少愚（又名郑士玺）为渠县鲜渡乡人，曾就读南京中央军校，1932年考入笕桥中央航校，与胡春浦往来甚密。早在南京中央军校读书时，同校的中共特工吴懋德就做过郑的工作。但思想进步是一回事，发展入党又是另一回事，而且正因为空军的重要，国民党也控制甚严。按理因该由吴懋德出面发展郑少愚入党，但老余经过对胡春浦三个月的接触，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刚入党不久的胡春浦。

1935年4月，胡春浦

胡春浦在中山大学只上了两个多月的学，最重要的收获是结交并得到黄季陆的赏识。　　黄季陆堪称传奇人物，他是四川叙永县人，12岁在成都组织“童子保路同志会”参加保路运动，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以“少年豪杰”名动一时；14岁出川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受到孙中山的赏识；17岁成为孙中山的军事特派员；18岁出国，先后在日本、美国、加拿大游学7年，深受西方思想影响，后著有《民主典例与民主宪政》等著作。25岁回国任国民党要员，反对国共合作，为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中坚分子，1926年国民党“二大”西山会议派遭弹劾，黄受严重警告处分，仍坚持反共，被武汉国民政府下令通缉。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黄任国民党要职，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兼中山大学教授。

与一般党棍不同之处是，黄季陆属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型官员，其政治选择非人生依附而是个人判断，与人交往爱德才重情义而非党同伐异，这样的人在民国上层人物中大有人在，黄季陆是

“六人团”中，只有胡春浦当时是有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罗髫渔出狱后尚未恢复组织关系），所有的行动也胡春浦安排，而胡则按组织上的指示行动。此时他的组织联系人是一位姓曾的妇女，其人高挑身材，相貌丑陋，北方口音，乡下人穿着，有人无意间撞见他们在家中窃窃私语，为胡春浦竟有这般“女朋友”不可思议，实际上胡春浦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姓“曾”还是“郑”也搞不清楚。胡春浦将蒋介石派人拉黄季陆到南京的事告诉她，她传达组织上指示：争取黄季陆不要去南京而去“苏区”。胡春浦让罗髫渔到香港做黄的工作，结果黄既不到南京也不到延安，而是选择了与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合作，组织“抗日反蒋军”。他们在全国各地委任了一大批反蒋“司令”，土匪出身，当过川军旅长的张绍泉被他们委任为“第五路军司令”到四川招兵买马拉队伍搞地盘。张绍泉经上海到四川时，胡春浦按照组织安排，将川籍特工裴质九介绍给张绍泉当秘书，并交给他密写药水，要他及时报告行动情

1938年7月，胡春浦到汉口，先找到在国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工作的罗髫渔，由罗髫渔在第三厅安排了住处，很快与郑少愚、郭秉义见了面。见面第二天，胡春浦来到汉口法租界的八路军办事处（中共长江局），递上组织介绍信后，由一位着八路军军装的工作人员带到楼上。楼上一位小个子、两个大个子热情接待了他。小个子介绍说，穿香云纱中式褂裤的大个子是叶剑英同志，一位是李克农同志，自己叫黄文杰。叶、李问了胡此行的情况和住处安排后，胡详细汇报了发展郑少愚、陈怀刚入党的经过、到四川被捕与组织失去联系、郑少愚来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的详细经过，其间叶、李多有插话，黄文杰则做笔录。末了二位领导人说，他们先研究一下，要他过几天再来。

随后一段时间，叶剑英、李克农、黄文杰先后与胡春浦面谈四次，作出以下决定：一，承认郑少愚、陈怀刚党籍；二，二人仍由胡春浦做联系人，不与八路军办事处发生联系；三，紧急情况下，他们可到办事处直接面见周

按照叶剑英、李克农的指示，经黄季陆介绍，胡春浦于1938年到湖北襄樊原属川军的22集团军45军政治部工作，任军政治部特派员办公室中校视察员。

胡春浦去后，很快与该军政治部主任陈烈贻（中共党员）、中将副军长兼第127师师长陈离等建立了联系。陈离是20年代的中共党员，一直在努力为党工作，胡春浦早有所闻。他和陈离几十年的合作和友谊却自此开始。

因为胡春浦是黄季陆介绍，45军军长陈书农委任他为“45军忠勇救国军京（山）钟（祥）应（城）三县办事处主任”，任务是到大洪山敌后“同共产党争民众”，这恰恰为胡春浦创造了良机。

在黄文杰安排下，他很快就和正在当地开展工作的郑绍文建立了联系。郑奉命来鄂，就是利用他曾在洪湖苏区多年工作的积累,为延安即将派入的“豫鄂挺进纵队”（即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的前身）打前站的。当时他手下已经聚集了一百多人。两人从此结下的深厚友谊超越个人处境，持续终生。

接上郑绍文的关系后，胡春浦很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国共合作”开始还算顺利。为壮大鄂北根据地武装，组织又介绍来一支新的力量，这就是新调出川的22集团军所属731团，由团长刘景素与胡春浦建立联系。

当时正值春夏，日军要进攻鄂北，意图扫荡。湖北负责人的意思，是想利用这个机会，索性把731团拖到敌后的大洪山，亮出旗号，标明为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武装。胡春浦却审时度势，另有建议，认为刘与孙震有极深的私人关系，组织上应该帮助和培植刘的地位，使刘成为孙震这个封建部队的承继人，这样在必要时，刘起的影响作用更大。但胡春浦最终不能说服杨学诚和刘景素，也就全力协助实施。

没想到这件事情闹大了。胡春浦《自传》述及此事，说：“在日本人第一次进攻鄂北的时候，刘率团脱离孙部，造成国民党借口的所谓“叛变”事件。”

国军几乎一个整团脱离前线，整个抗战期间尚无先例。闻知此事后，蒋介石连下九条电令严查。　　幸好其真实意图“投奔共产党”尚未暴露，部队也很快回归建制，

1940年，成都。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胡春浦毕竟头上还悬着陈诚颁发的“通缉令”，罗世文建议他改个名字参加国民党，直接进入黄季陆主导的国民党省党部。他不能不变，也不想大变，于是将原来的化名胡培稍稍变化，改成“胡霈”加入国民党，由黄季陆安排到他直接兼任处长的“四川省训练委员会党务指导处”工作。　　胡春浦由刘湘高参、地下党员郭秉义介绍为“武德学友会”教官，自然是与军队上层牵线搭桥的不二人选。二是黄季陆在灌县黄私人投资了个小金矿，不便出面。而胡春浦出身商家，经营自有经验，于是注册了个“群生公司”，让胡春浦经理。一时间别人都把他当成黄主委的私人秘书，俨然心腹红人。

1941年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主任、中统的特务头子何培荣将胡春浦逮捕，“审讯”两次。胡春浦回忆：　　“提出我是在将军街14号某日某时谈的话，但我一概否认，后来由黄季陆负责，叫何培荣在黄的主任委员办公室‘解释’。我当黄季陆大桌

四十年代初，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受到严厉打击，损失惨重，不得不采取韬光养晦保存实力的策略。胡春浦联系人陈于彤向他传达董老指示，说他1939年策动陈离部713团叛变的老案重发，军统头子戴笠下了手令抓他，要他立即离开成都，“停止活动，保留党籍，长期埋伏，等待时机”。

这也意味着此后国共双方暗中博弈中，他需要更为自觉地成为一枚只在“胜负手”时才能显现用途，平常看去却极为普通的子儿。胡春浦素好围棋，略谙棋道，自能一点便知，心领神会。

按照董老的指示，他来到桂花场长住。但他并未就此闲着，他要积蓄资源等待时机。几年来，他一直是黄季陆群生公司的经理，不过挂名而已。如今有了喘息的机会，他要亲力亲为办企业积累资金。桂花场西北的灌县向峨乡境内煤炭资源丰富，有数十家小煤窑，但因交通不便、土匪猖獗，经营艰难。他想借群生公司的牌子收购这些煤矿，找到老朋友王彦立。

王彦立出生四川酉阳县龙潭镇名门世家，这个了不起的家庭出了几位了

大有字号是中共南方局在川西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主要据点。胡春浦属于特工系统，原先一直不予地方党组织的党员发生组织联系，“大有字号”成立后，为便于工作，胡春浦向南方局提出并获得批准，打通了与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和在公司工作的地方组织党员的关系。

胡春浦以大商号老板、社会贤达的身份周旋于上流社会，广泛结交拉拢各种身份和政治态度的人，编织起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省党部主任、川大校长黄季陆，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国民党军统蓉站（成都站）副站长熊倬云等，都是大有字号的股东或和常客。军统中统四川统调室总干事何铮被拉进大有字号工作，担任所属向峨煤矿经理，在字号领补助。字号股东、党员王彦立挂着省警察局稽查长的名……形形色色的上层人物在字号洽谈生意，打牌聚会，热闹非凡。在这张保护网下，大有字号成为中共地下活动的会议室、联络点和情报站。川康特委领导蒲华辅、华健；南方局直接领导的罗髫渔、田一平等同志经常在“大有字号”秘密开会

1947年秋，因意外牵涉到“小民革”案，保密局西南特区(重庆行辕二处)负责人徐远举带着一帮人坐飞机到成都计划将胡春浦抓捕。

清晨，胡春浦的大儿子胡小培正要上学，开门便有人说“给胡先生送信的”。指了指二楼，他就跳跳蹦蹦走了。刘宗华听见敲门，开门一看，是个西服礼帽的人手拿“胡春浦先生收”的信封，正挤进来。她不认识，立刻关门说“还没起床。”来人已用脚别住了门关不上了，低头一看是支尖头皮鞋，立刻明白这是重庆来的，出大事了。

徐远举后来交代，他看见胡春浦住的是一栋“洋楼”，家中陈设华丽，本人富商摸样，神态自若。问了他几句就被带走，留下一帮特务翻箱倒柜。

军统蓉站站长蒋树发以前和胡春浦做过邻居，刚上班就听说徐远举亲自带人来成都，逮到一个大人物，心里有点发毛，怕查究他的疏忽，赶紧过来看看究竟。一见是胡春浦，连忙说：“我以为是哪一个，原来是胡先生啊。肯定误会了，误会了。我跟徐先生说一下。”胡春浦听见他在隔壁给徐打

1947年在牢狱中，镣铐最多才有6斤。但徐远举竟给胡春浦带了个12斤的！好在十一年前已在资中监狱尝过36斤的“铁烟杆”，胡春浦倒也没有特别在意。

对付军统审讯，胡春浦已然成竹在胸，但还须拿捏分寸。面对李荫枫处搜出来的“军事计划”、各县负责人名单、以及大有字号五千万的付款凭单等“真凭实据”，认啥不认啥，他已然想明白：先把“军事计划”全部承担下来，终止特务继续追索；再将自己说成“唯利是图”的资本家。

胡春浦属于“政治犯”，犯的是国民党体制内的案。刚进白公馆，随同徐远举在成都抓捕他的特务就宣称这是位“资本家”。他倒也自嘲为“公子哥儿，纨绔子弟”，摆足架子，拿够排场，施展人格魅力和公关手段，成为看守所里的“特殊犯人”。

入狱之初他身负镣铐，吃饭颇不方便，同室一个犯贪污罪的“同志”赶紧过来“团起”（川话“巴结”），顿顿饭给他打饭洗碗。不久送信的人也物色到了，熊倬云托二处特务漆玉麟、雷天元转送钱物。

白公馆的规

1948年春节过后，胡春浦与同案的几个人转送渣滓洞关押。胡春浦当然不会“随遇而安”，更不能在儿“安分守己”。既然渣滓洞境况不同，斗争方式策略也需再辟蹊径，另开生面。

当时关押在渣滓洞的各界人士大约三百多人，有过坐牢经历的却几乎没有。胡春浦与互相信任的几位狱友分析认为，当前首先需要重拾信念，坚定斗志。

胡春浦回忆里有“罢饭”一章，这是旧式监狱中激发难友同心合志，改善物质处境的有效办法，在资中旧监胡春浦也领略了它的威力。一是狱方害怕克扣狱粮，贪污中饱的常习陋规败露，二来此举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不同原因、案情的狱友共同参与。渣滓洞囚粮本该按当时军粮供应标准，每人每天一斤半。但因伙食管理人员克扣，不仅吃不够，米的质量还极其低劣。胡春浦遂与唐虚谷等密议，鼓动“罢饭”。所方虽然改善了供应，但把胡春浦等十人列为煽动者进行秘密调查。

胡春浦回忆还有“反口供”一节。这在旧式监狱叫“滚案”，是指否定初供，声称冤屈，要求

胡春浦被捕后，各方营救努力，始终没有稍懈。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继任总统，提出“释放政治”挽救残局，局势一度缓和。春节后，渣滓洞陆续释放民主党派和进步学生，包括许多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只有胡春浦继续关押在渣滓洞。为此，刘宗华两次与已出狱的郭葛雅波闯到徐远举家中说事，还在徐远举的办公室拍桌子，徐远举在后来的交代中说她“态度很不好”。四川省主席张群继任行辕主任后，向传义也通过张群给胡春浦作保。徐远举还是“婉言谢绝”。

逼使徐远举最终妥协的并非上峰指令，而是来自友朋压力。这些友人包括熊倬云、银行经理陈与时、亲信雷天元以及国防部二厅好友左泽淦等，且不说南京空军总部副官处长刘宗武背后包括空军司令周至柔、晏玉琮等庞大关系网了。他1956年在关于胡春浦被捕释放问题的交代中说如此写道：

“48年前，……随便释放人是不可能的。何况李荫枫胡春浦军事活动是较严重案情，我经朋友之托，只能帮他减轻不追，而不

胡春浦再次面临失去改写命运的机会：一次是1940年去延安；一次是1942年董必武要他到重庆新华日报馆或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而这一次是到北平……

早在五月份胡春浦出狱之前，罗已与田、易商量好，依照惯例组建“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来应对时局。罗负总责，胡任组织，田任宣传。在胡春浦回蓉前由易野源负责联络事宜。而郭秉毅在“抢米事件”被捕后，也因冯玉祥保释获得自由，由胡宗南处辗转来到天津。周恩来曾派徐冰专程邀其赴北平参与建国大策，他却希望利用自己在“甫系”中的影响，风尘仆仆赶来成都，全力协助工作。胡春浦回蓉前，已派易野源远赴香港联络，通过《大公报》苏怡报请有关领导审批指示。

事情急迫，胡春浦回蓉得知这些情况，不遑多虑，立刻答应留下应对工作。又派出黄大洲、夏逊通过国民党川东防区。到湖北找到二野，以“临工委”名义与刘伯承、邓小平部队联系。

胡春浦也谙熟30年代中期“革命低潮”时中央特科制定的纪律，需要格外谨慎

1950年，胡春浦奉调北京，向中央军委联络部报到。

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统帅机关，军委联络部的前身是中央社会部，并可追溯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中央特科。从1935年入党投身中央特科开始，胡春浦始终没有脱离隐蔽战线。他归队了，并和秘密斗争中的各路传奇人物共聚一堂，欢庆今天的胜利。想到昨天倒下的那些战友，不禁百感交集。

而明天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起伏跌宕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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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历次中国政治运动

《1949年后中国政治运动知多少》

话剧《热血》

中国话剧百年之大学生优秀话剧展演开幕式剧目——《热血》。

根据周特生的多场次叙事体话剧《路漫漫其修远兮》缩编而成，是一部绝不同于小说《红岩》的，真实再现渣滓洞斗争的话剧。剧中人物，除部分我党人士外，均为真人真名。本剧曾于2004年夏赴北京参加“中国大学生戏剧节”获“最佳剧目奖”。

剧中主角胡浦（历史原形真名胡春浦），是渣滓洞斗争的主要领导人。

历史顾问：仲秋元（原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渣滓洞幸存者；94岁）

编剧：周特生（国家一级导演、渣滓洞幸存者、渣滓洞狱歌《把牢底坐穿》的曲作者；90岁）

艺术指导、总导演：田野（国家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戏剧家、《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先生之女；77岁）导演：柏昱（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会员、电视编导）

节选自《渣滓洞的斗争》——周特生

不久，又从白公馆送来了五位难友，其中一位颇引人注目，他身高一米八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