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谷温（1878-1962），号节山，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出生于学术世家，祖上三代都是汉学家，他本人28岁即成为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前身）中国文学科（当时叫“支那”文学科）的副教授，先后编著出版了《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唐宋八大家文新钞》、《中国小说研究》等大量关于中国文学的书籍。

盐谷温，出身于汉学世家，曾祖父曾经是医生，可是后来成为研究汉学的学者。盐谷温是盐谷家的第四代汉学研究者。他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汉文科和东京大学大学院（相当于研究生院）学习，190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留校在大学院工作，1905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的讲师，1906年成为东大中国文学科副教授，同年秋天由文部省派遣赴德国留学，1910年从欧洲留学归来，按预订计划又前往中国留学，到中国长沙投入叶德辉门下学习元曲，1912年结束留学生活回到日本。1920年以《元曲研究》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任教授。他在中国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戏曲的研究上。盐谷温是文学博士，东京大学教授，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

中国人知道盐谷温，很多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的那场“剽窃”纷争。1925年11月，陈源（西滢）在《现代评论》的“闲话”栏目中撰文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由此引发了一场辩论。直至80多年后的今天，仍时有余波泛起。这场辩论使更多的国人听到了盐谷温这个名字，而鲁迅对事实的澄清，也在无意间令许多学人惊诧于东洋岛国这位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卓著成绩。

盐谷温在中国小说史研究方面的成绩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现代“三言”及话本研究史上他具有开山之功。但是最有代表意义的，无疑还是他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是他在1917年夏的讲稿基础上，又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主要修正、增补了戏曲、小说的内容之后，于大正七年(1918年)十二月完稿、1919年出版的。这部著作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其第六章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是最具代表性的篇章之一。

盐谷温在中国小说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和特

盐谷温留学回国后的盐谷温对元明戏曲很有兴趣，并对这方面开始进行研究。在“大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的讲课，也马上选择了《元曲选》。当时他不只是在课堂上讲授元曲，还动员研究生作《元人杂剧百种曲》的译注。后来，在内阁文库又发现了明版的“三言二拍”，他就开始着手研究和翻译。他的这方面的研究后来结集成为《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这是日本最早的正式以戏曲小说为内容的中国文学史。这本书中的讲诗文的部分只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其余的三分之二是对戏曲小说的解说。从这种破格的写法中，也可以看到作者那时候致力于新的领域的意向。

盐谷温在大学授课的时期，是日本在维新以后各方面都正在迈向现代化的时期。即使在文学领域，也是倾向于西化的时代。“文学”首先是指小说、戏曲，所谓“文学研究”首先就是小说、戏曲的研究，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般的看法。如果把这个看法用于中国文学研究，那么中国文学中优秀的小说、戏曲就理所当然成为研究对象，这种认识

盐谷温的中国戏曲小说研究，特别是他的元曲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首先表现在，他对戏曲小说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

1919年5月，大日本雄辩会出版了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这是日本最早的正式以戏曲和小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学研究专著。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与一般以时代划分章节的断代文学史不同，上编由“音韵”、“文体”、“诗式”和“乐府及填诗”四章组成，下编包括“戏曲”和“小说”两章。从章节数目来看似乎上编多于下编，但实际上上编只是为下编所做的知识铺垫，下编才是真正论述的主体内容。全书的整体结构，诗文部分只占三分之一，而其余三分之二的篇幅均是对戏曲小说的评论，这种结构比例是打破传统的。日本直到19世纪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一直集中在诗歌散文方面，戏曲小说始终是属于边缘地带的“俗文学”。然而在盐谷温的研究视野中，被文人雅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重要位置，与传统的所

盐谷温元曲研究的开创性还体现在，他采用了近代的方法和视角。这使他的研究脱离了江户时代和明治前期的传统“汉学”，进入了近代“中国学”的层面。这种近代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将元曲纯粹地作为一种外国文学来对待，摆脱了对中国文化的膜拜意识，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19世纪以前的日本汉学，不仅把中国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更作为吸收对象，因而汉学本身亦是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所谓“中国学问”也是衡量学者们自身修养的重要标准。而元曲由于其偏离正统文学的边缘身份，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学问”。另一方面，盐谷温担纲中国文学课，正值东大完成从“和汉文学科”经“汉学科”到“文、史、哲三学科”的改制，从“汉学科”中分离出来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急需摆脱“经学”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盐谷温不同于传统汉学的研究态度，也可说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将元曲置于世界文学的框架之中加以考察，具有了比较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