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星垣曾被推选为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民盟中央委员，在晚年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位对祖国、对党、对蚕桑事业忠心耿耿、数十年如一日，忘我工作的学者。他对助手们说：“我不想图什么，只想争时间，再多为国家培养一些人才，为祖国的‘四化’多作些贡献”。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体现了一位老教授的爱国热情和高尚情操，值得称颂。

1　陆星垣．蚕体生理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2　陆星垣．蚕种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3　LuSY．Factorsaffectinglengthofthegestationperiodofcattle（陆星垣．影响乳牛怀胎长短的因素）．美国依阿华州农工学院（IowaStateCollege）硕士论文，1947．

4　LuSY．EarlyteStingasameansofevalustingF1hetarosisbetweeninbredlinesofdrosopheamelenogaster（陆星垣．果蝇早代试测F1杂交优势研究）．博士论文，1949．（IowaStateCollegeJour．Sci．1951（25）．载于美国依阿华农工学院《科学》杂志1951年第25期．）

5　陆星垣．苏联养蚕薄饲多回给桑法的理论根据．蚕丝通讯，1954（1）．

6　陆星垣．蚕蛾一雌交多雄的生殖生

陆星垣，江苏省江阴县人。1905年12月26日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在南菁中学读书时，成绩在班内名列前茅，连年获得减免学费的奖励。当时，他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首先在南菁中学提出抵制日货，并组织同学到茶馆讲演，揭露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受到同学们的爱戴，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中学毕业，因成绩优异，学校准备保送他到金陵大学攻读棉作专业，希望毕业后能回校指导植棉技术。由于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陆星垣婉辞了校长的好意，而考入国立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农科。学习期间，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他又积极投入反帝斗争，曾到南京英商怡和洋行开设的工厂发动工人罢工。同年暑假，东南大学农科主任邹秉文组织包括陆星垣在内的农垦调查团，参加唐启于教授领导的农业经济组，对黄河河套一带进行调查。陆星垣在调查过程中，对发展中国西北农业经济提了一些建设性意见。1927年，北伐战争逼近南京，东南大学被迫停课

1905年12月26日　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

1923年　毕业于江苏省公立南菁中学。

1928年　毕业于中央大学农科。

1929年1月—1937年10月　历任镇江裕民蚕种场技师，镇江均益农产育种公司总技师兼蚕种部主任，镇江合作蚕种场总技师兼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教务主任。

1938年7月—1939年7月　任四川乐山蚕种场督导员。

1940年12月—1945年6月　任云南大学农学院蚕桑专修科副主任、主任。

1946年1月—1949年10月　赴美国衣阿华州州立农工学院留学获硕士、博士学位。

1949年11月—1952年12月　任教于浙江大学农学院蚕桑系兼浙江省农林厅蚕桑试验场副场长。

1953年1月—1960年7月　任教于浙江农学院蚕桑系，被聘为教授。

1960年8月　任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兼蚕桑系副系主任。

1991年3月24日　病逝于浙江杭州。

1928年7月，他毕业于中央大学蚕桑系，受聘任浙江大学农学院蚕桑系助教，翌年改任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教务主任及该会所属蚕种场的技师、总技师、场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江浙等地相继沦陷，华东蚕业受到严重摧残。1937年11月他辗转去内地，历任四川蚕丝试验场技师、云南大学蚕桑科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可是，旧中国的云南大学，不仅缺少开展蚕业科研工作的基本仪器、设备和参考资料，甚至连一间像样的蚕室也没有。他认为中国落后、贫困的原因，是科学技术落后，决心出国深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报效祖国、造福人民。

1945年中华农学会选拔公费留美学生，他被录取，进入美国依阿华州立农工学院，在研究生院攻读遗传育种。经过3年半的刻苦学习先后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受到了导师的青睐，安排他在州立农业试验场继续从事遗传育种工作。在美国，虽然有完善的实验设备，优厚的生活待遇，为许多科学工作者向往，但陆星垣

陆星垣回国后，任浙江大学农学院蚕桑系教授。1950—1953年12月兼任浙江省农林厅蚕业改进所蚕桑试验场业务副场长。当时浙江蚕种不足，要从云南草坝调入，但云南蚕种在浙江往往孵化不齐，蚕农不愿购买，严重影响了浙江的蚕业生产。陆星垣经反复研究，终于找到了孵化不齐的原因，是当时交通不便，云南到浙江，必须经香港——上海，再转运到杭州，运输路程长，接触高温时间过久，蚕种解除滞育慢所致。他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及时向生产部门提出了延长蚕种冷藏日期的建议，保证了蚕种的正常孵化，提高了孵化率，解决了当时生产上的难题。浙江是全国蚕桑重点产区，蚕种需求量大，但当时蚕种生产能力不足，为了解决缺种问题，1950年他和朱新予联合提出利用农村的桑园和养蚕设备办原蚕饲育区来生产蚕种的大胆设想。他会同蚕业改进所所长徐恭慧、副所长郭颂铭、蚕种科长陈慕林以及蚕种场的徐淡人等，去德清、湖州、南浔等农村实地考察。回杭后经反复论证，选定

陆星垣在学术问题上始终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于违反科学的事从来不肯盲从和随声附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许多地方滥发蚕种；桑树只采不养，片叶不留，造成桑树早衰、严重缺叶；连续养蚕，消毒不够彻底，导致蚕病大量发生，甚至成批死亡，使蚕农和国家受到严重损失。陆星垣非常痛心，向有关方面提出养蚕夺高产的3条意见：第一，养蚕环境要彻底消毒，杜绝病源；第二，要让蚕吃足桑叶；第三，对桑树要采养结合，保持树势，才能连年保丰收，并指出片叶不留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当时，甚至还有人提出：“蚕吃百样草，无叶保丰收”的错误口号。他一一进行说理批评。有人批评他“保守”、“右倾”，让他到肖山戴村公社几个生产队去总结包心菜养蚕创高产的经验。但他看到的是桑树衰败无叶，形同枯柴，成批的蚕在蚕匾内到处乱爬，极度饥饿，也不吃包心菜叶。他坚持真理、尊重事实，据实向当时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张敬堂汇报，并积极地提

“文化大革命”中，陆星垣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仍然关心浙江的蚕桑生产。当时浙江夏秋期桑叶生长旺盛，尚未充分利用，因为没有一个理想的抗高温多湿的夏秋蚕品种。他下决心要改变这个面貌，要使夏秋蚕期3期的茧产量超春茧，大幅度提高浙江蚕茧产量。他刚从被“审查”的逆境中“解决”出来，就立即收集蚕种原始材料，开展工作。为了培养出能抗高温多湿的夏秋蚕新品种，育种室设置了高温多湿（30℃，相对湿度90%）环境。他经常亲临蚕室，参加饲养工作并观察蚕的生活习性，记载有关生长发育情况，分析研究，经过3年11代的精心选育，终于育成了强壮好养、高产优质的夏秋蚕新品种“浙农1号”，再经比较试验，获得与“苏12”配对的最佳组合，从1976年开始，逐渐推广。在当时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工作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经陆星垣多次测交试验，终于育成了比当时的当家生产品种“东34×603”和“东34×苏12”丰产性好的“浙农1号×苏12

陆星垣从事教育工作60余年，他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经常向学生介绍自己早年如何参加反帝斗争和从海外回到新中国的经历，进行爱国主义和理想教育，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图强，为祖国“四化”贡献力量。他要求学生学好基础课，强调自学和独立思考，激励学生要有后人超前人的勇气。他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主张加强生产实习课，让学生掌握好桑、蚕生产技术的各个环节，提高独立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还经常带领学生到生产现场讲解，使学生听、看、练、想相结合，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60年代起，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硕士研究生上，为国家输送蚕业方面的高级科技人才。80年代末，他又招收蚕业博士研究生。他十分重视研究生的基础知识和第二外国语；引导学生在打好基础的同时，逐步熟悉各方面的专题研究材料，要求他们加强专业锻炼，学会收集、查阅、鉴别、整理资料，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功。要求研究生制订出详细的研究计划，通过系统深入的试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