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六(？-1512)明朝中叶农民起义军首领，原名刘宠，因排行第六故称刘六。文安(今河北文安)人。正德五年(1510年)率众在霸州(今河北霸到)起义。后与杨虎军会合，众至数万。他们转战河北、山东等地，并三次近逼明王朝京都——北京，使最高封建统治者惊恐万状，在全国造成极大震动。后入河南，转战湖广。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坠水身亡。

明王朝进入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以后，政治黑暗腐败，土地兼并加剧并高度集中，人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激烈，各地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爆发于河北的刘六、刘七起义就是这种历史背景的产物。　　明朝中叶，河北农民深受政府的马政之害。为保证明军边马的供应，自明初以来，明政府强令河北等地农民充当养马户。马户的徭役负担极其沉重，为保证养好马要付出很大代价，不仅耽误农业生产，而且当所养马匹死亡或种马孳生不及额时，还要赔偿损失，一贫如洗的农民不得不“卖田产、鬻男女，以充其数，苦不可言”，当时有人形容为“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河北临近京师，正是厂卫特务、官僚地主施虐的地方，加上土地兼并剧烈，剥削压迫十分残酷，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为了安定京畿一带的局势，正德四年（1509年）九月，专权宦官刘瑾派御史宁杲为“捕盗御史”到河北镇压农民起义。宁杲采用极为残酷的高压手段，屠杀和镇压农

刘六、刘七是河北霸州文安人。正德五年，霸州（河北霸县）豪杰刘六（刘宠），刘七（刘宸）在安肃（即河北徐水）劫狱救出齐彦名，然后一同领导农民起义。

在此前的正德四年，杨虎已经在霸州组织了一支规模不大的起义军。这两支近在咫尺的起义军在正德六年最终完全合并起来，有数万人。

在明成祖时（永乐十一年），为了防御蒙古，规定在北京周围的州县计丁养马，十五丁以下养马一，十六丁以上养马二。后来的皇帝逐渐把这项制度推行到河北，河南等地。这时农民纷纷用自己养的马来武装起义军，起义军声势顿时浩大，一个月间攻下了山东，直隶的二十多个州县。

七月，起义军兵分两路，西路由杨虎，刘三（刘惠），赵鐩（赵疯子）率领，挺进河南山西，山西人李华起兵和刘六等相呼应。东路由刘六，刘七，齐彦名率领，在直隶，山东作战，两个月间，两只起义军破城数百，转战千里。

负责镇压起义军的都御史马中锡和担任监军的当朝太后侄儿作战不力，均受严惩。朝廷被迫命右佥都御

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起义军在明朝辽东、大同、宣府边兵和地方军队的联合包围下于正德七年八月失败，刘六、刘七、齐彦名等壮烈牺牲。农民军的失败具有深刻的原因。一是与明军相比，势单力薄。二是农民军长期流动作战，虽具有机动灵活的特色，可以出其不意，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缺乏牢固的根据地和后方，士兵疲于奔走，兵员和军需补给都有一定困难，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三是两支较大的起义军独立作战，缺乏配合，更没有和当时在四川的农民起义军取得联系共同抗敌，致使明政府便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刘六、刘七领导的这次起义，自起事至全部被消灭，前后持续3年，转战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江苏等九江省，三过北京，三攻南京，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为了镇压起义，明政府动用了大量财力，耗尽了府库之银；起义军所到之处，狠狠地打击了当地贪官污吏、地主豪绅。这次起义给明统治者一个沉重而深刻的教训，使明朝统治者认识到仅凭高压政策难以维持长久统治，必须要采取有力措施缓和社会矛盾。起义失败的第二年，明政府下令减免京畿、山东、河南等地税粮，并宣布“流民复业者，官给廪食、庐舍、牛种，复五年”。朝廷内部也加以整顿，进行了杨廷和领导的改革，罢免了部分宦官，裁撤冗官，清查皇庄、官庄，退还给农民一部分土地。明朝出现了嘉靖初年较为清明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