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生出身，少有志节，与曾国藩、罗泽南讲学，辅佐罗泽南训练团练。

咸丰四年（1854），从曾国藩军中，克武昌，转战江西。

咸丰五年（1855），罗泽南由江西回援湖北，刘蓉从之，领左营。弟弟刘蕃战死于蒲圻，刘蓉送其丧归，遂辞军事。寻丁父忧，胡林翼上奏征召，不出。

咸丰十一年（1861），骆秉章督师四川，聘参军事，疏荐其才，诏以知府加三品顶戴，推荐萧启江、刘岳昭、黄醇熙三军入川。署四川布政使，不久实授。骆秉章在军事吏治，都倚靠刘蓉谋划，两人顺利镇压了李蓝起义。

同治元年（1862），翼王石达开由云南、贵州边境入四川。预调诸军罗布以待，骆秉章令刘蓉赴前敌督战，石达开不得逞，徘徊於土司地，穷蹙就擒。刘蓉亲往受俘，槛送成都诛之，被旨嘉奖。

太平天国、捻军将领蓝成春、陈得才等攻打陕南，拒守汉中、城固等城，李蓝起义残部亦入陕蔓延，势方炽。多隆阿督师关中，注重北路回匪，於南路未能兼顾。官文疏荐刘蓉堪当一面，於是命刘蓉督

曾国藩：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

《清史稿》：刘蓉抱负非常，佐骆秉章平蜀，优於谋略而短於专将，治陕不竟其功。

《养晦堂文集》他将气与理的关系概括为“所谓气者，乃天地阴阳之气而人得之以有生者也。所谓理者，乃乾坤健顺之理而人得之以为性者也。故自天地观之，则气之与理举属天下公共之物，虽命于人，赋于物，而皆非有我之所得私。而自人物观之，则所谓气与理者，赋禀各足，无不完备，不相交杂，不相假借，虽曰天下之公，要皆可以据为吾身所固有，而不害为私者也。”一方面他把理、气分为二，认为两者不相交杂；另一方面，他提出“所谓理者，乃乾坤健顺之理而人得之以为性者也”，以性属于理，认为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性，性是人化了的理，此乃程朱理学的“性即理”说。此固程朱之说。

刘蓉还把心、理分为二，并以理为心的主宰。他说：“人之有身也，耳目口体无不备而心为之君。人之有心也，虚灵知觉无不达而理为之宰。是其全体大用莫非天命之存，而不容有一疵之或累焉者也。”接着，他驳斥了阳明学说的“心即理”说，“愚以为其所以受病之本，尤在认气为理，执知觉运动为性

刘蓉挚友曾国藩认为刘蓉是一位有着巨大学术抱负与追求的学者，“博通经史，为文宏宕，有奇气”，他将安身立命之地寄于学术事业，将“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其学术思想在晚清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蓉虽心气傲岸，难为世人所容，在官场倾轧中早早去职还乡，但他仍“躬仁义而力践之，不以举世不为而自阻。饫道德而心乐之，不以没世无闻而自戚”，体现其力践圣道，不以得失毁誉为意的非功利的处世态度。

刘蓉早年虽身居草野，但并非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时刻以天下为念，主张为学当匡世济民，所以他在太平天国起义兴起的“天下危累”时刻慨然而出，以书生领兵，建立功勋，积功升至巡抚，抚镇一方；实现其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他的事业与学术为湖湘士子提供了一个仿效的榜样，对后世的湖湘学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比肩鹊起，驰骋宇内。这对湖湘学风的弘扬具有重要的意义。湖湘文化也在刘蓉等湖湘士人的宏扬下，从学术上的经世中走出来。一

《习惯说》

蓉少时，读书养晦堂之西偏一室。俯而读，仰而思；思有弗得，辄起绕室以旋。室有洼，经尺，浸淫日广。每履之，足苦踬焉。既久而遂安之。一日，父来室中，顾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命童子取土平之。后蓉复履其地，蹶然以惊，如土忽隆起者，俯视地坦然，则既平矣。已而复然。又久而后安之。噫！习之中人甚矣哉！足之履平地，而不与洼适也，及其久，则洼者若平，至使久而即乎其故，则反窒焉而不宁。故君子之学，贵乎慎始。

注释

养晦堂：刘蓉居室名，在湖南湘乡。

浸（qīn侵）淫：渐渐扩展。

中（zhòng众）人：击中、深入于人。

译文

清代文学家刘蓉年少时在养晦堂西侧一间屋子里读书。他专心致志，遇到不懂地方就仰头思索，想不出答案便在屋内踱来踱去。

这屋有处洼坑，开始为一尺见方，随后越来越大。每经过，刘蓉总要被绊一下。起初，他感到很别扭，时间一长也习惯了，再走那里就同走平地一样安稳。刘蓉父亲发现这屋地面的洼坑，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