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镐生于1910年1月21日，出生于湖北省罗田县三里桥乡七里冲周家垸一个农民家庭，此地现为凤山镇老塔山村，其家世代务农。14岁时，全家节衣缩食，送他考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读书，1927年毕业。次年，桂系第四集团军在武汉创办随营军校，周镐考入该校步兵科(该校后改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

武汉分校被蒋介石分子掌握以后，加强了对学员的蒋化教育和控制，周镐十分不满。不久在一次政治测验中流露出反蒋情绪，怀念邓演达、恽代英以前主持武汉分校时的政治活跃气氛，而且拒不认错，故被认为思想不纯遭学校除名。他遂经同乡介绍，到上海加入第十九路军，任下级军官。淞沪战争以后，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与红军作战。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等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为骨干，领导发动了“福建事变”，受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严厉镇压，两个月旋告失败，第十九路军亦被撤销。周镐乃脱离所在部队，取道上海欲返回家乡，但途中被国民

1943年初，周镐身负戴笠重托，化装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从四川经湖南，再由军统局京沪区区长程克祥陪同，辗转到了安徽南陵。然后，周佛海内弟杨惺华委派汪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将程克祥、周镐等人秘密接来南京。程克祥转道上海，而周镐及译电员李连青则被安顿在南京评事街一位与重庆有生意往来的商人家里，等候周佛海的接见。

时间一晃半年，周佛海却稳坐钓鱼台，纹丝不动，周镐乍到南京，人生地不熟，半年闲居使他有空到大街小巷四处转悠，也借此机会认识并结交了一些朋友，包括后来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时任汪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军官的徐楚光，后来成为他随从副官的南京市车辆管理委员会职员姚紫云等人。在熟悉了周围情况以后，周镐就在长江路174号另租了一处房子，从评事街搬过来独住。

1943年7月的一个下午，周佛海终于接见了周镐。据周镐后来说：周佛海之所以此时接见我，完全是因为他家中原来的地

周镐与周佛海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汪精卫的迎宾馆(即孙科1928年任铁道部长时的官邸)，这一次见面给周佛海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认为周镐“人极稳练，且有见识”，十分可靠。周镐也转告了周佛海的老母亲及其他亲戚的近况，并告知他来南京时戴笠所交给的工作任务，还要求周佛海安排他一个有公开身份的职位。周佛海满口答应。为了表示他对军统的亲切热情之意，周佛海一个电话请来了李顺昌呢绒服装商店的裁剪师，当场给周镐定制了六套全毛高级中山装和大衣。他对周镐说：“先换换装，工作安排以后再通知你。”

几天后，周佛海派人从周镐处取出电台，运往上海放在其内弟杨惺华的一处秘密地点，由重庆方面另行派来译电员并携带新的密电码和呼号进行工作，随周镐同来南京的军统译电员李连青，被安置在南京商会里做了个小职员。这部电台之所以不放在南京而要安在上海，周佛海当时是有考虑的。他认为，南京的日伪情报机关多，稍有疏忽就会危及自己；而上海十里洋场，五花八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并出兵我国东北。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广播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可直到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才在南京向中国政府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其实，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在南京的活动就已经公开化，并实行了对南京日伪政权的接管，其领导人就是周镐。但因为地下行动触犯了蒋介石等国民党统治者的利益，仅进行了三天，就被日伪蒋联合扼杀，周镐也因此被关押。

原来，蒋介石为争夺抗战胜利果实，一方面于8月11日电令中共朱德总司令，要其军队就地驻防待命；另一方面却命令伪军“负责维护治安，保护人民”。12日蒋介石的侍从室又电令大汉奸周佛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总指挥，周镐为南京指挥部的指挥。14日，又任命汉奸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负责南京、苏州一带的治安。作为战胜国的中国首都南京，维持治安的部队竟是已宣布投降的日伪军。

当晚，由杨叔丹率领的伪财政部警士队，由张海帆率领的伪陆军部特务团，开始封锁南京的交通港口和车站，同时命令汪伪军、警、宪、政界的负责人到指挥部报到待命，并由指挥部行动处执行对主要汉奸的逮捕任务。被逮捕的汉奸中，主要有伪中央常务委员梅思平、缪斌，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伪陆军部长肖叔宣，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鲍文沛等，一共47名，统统关押在中储行大楼的地下室里。

行动处在执行逮捕汉奸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周镐及张海帆、杨叔丹等17日上午去周佛海西流湾8号的家中商谈事宜(当天下午周佛海即前往上海就任京沪行动总队总指挥)，巧遇伪陆军部长肖叔宣。张海帆再次提出要抓肖(16日深夜，南京指挥部决定抓汉奸时，张海帆就企图借此报复，提出抓萧叔宣，被周镐决定缓一步再办)，周镐此时因肖叔宣在周佛海家，逮捕不须费事，当即同意。在肖叔宣告别周佛海，乘轿车出周佛海官邸大门时，由杨叔丹执行逮捕肖的任务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但为国民党从事地下工作多年的周镐反而身陷囹圄。就在日本人软禁周镐之后，汉奸实权派、南京警备司令任援道奉戴笠之命，到日本军司令部交涉，将周镐转押到自己的警备司令部。戴笠抵南京后，又派人将周镐转至上海关押审查，其罪名是接管南京日伪政权时犯有贪污罪。

在软禁中，周镐先还摸不着头脑，他想，自己作为沦陷区汪伪首都军统最高负责人，身负戴笠重命，一不贪污，二不腐化，戴笠为何要关押自己，谁都知道南京指挥部成立之初，周佛海就拿出50万元中储券作为经费，而指挥部仅二天就不复存在，贪污之名何罪之有?他给军统京沪区区长程克祥写了一封长信，替自己申诉，并希望程能替他在戴笠面前说几句话。很快他就收到程克祥给他写来的长达四页的一封信，信中说：“你在沦陷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你个人的主张，京沪区不能替你负责，只能是你自食其果。”并向周镐表示爱莫能助，婉言拒绝了周镐的请求。至此周镐无路可走了。虽然软禁的生活条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经军统中好友帮忙说情，军统局副局长唐纵同意将周镐放出。出狱后，周镐就闲居在南京二条巷蕉园5号家中。事后，一些好友来看周镐，曾告诉他，如果戴笠不死，你恐怕永远不会有自由的。之所以要审查他，是因为戴笠觉得他有很多地方值得怀疑。了解内情的军统人士还告诉他，比较重要的原因有：第一、1945年春，周镐与南方大学法律系女大学生吴雪亚恋爱并结婚，证婚人是中国早期社会党领袖江亢虎，而且派场颇大，严重违反了军统的纪律，特别是军统怀疑其妻吴雪亚可能是共产党；第二、军统怀疑周镐接管南京日伪政权的行动系受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指使，因此大张旗鼓的在首都公开干起来，抓了那么多的人，军统没有指示，系周镐自作主张，戴笠不能容忍部下这样不服从命令，高级干部也不能例外。戴还认为，如果让冈村宁次向周镐投降的话，就要打乱蒋介石的统一部署，那1945年9月9日9时何应钦的受降典礼还怎么搞?周镐

在家中赋闲的日子里，使周镐有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思考，同时也引起了中共情报人员徐楚光的注意，徐决定争取他参加革命工作。徐楚光系周镐的湖北同乡，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科同学，由中共派遣打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任情报局上校秘书、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等职。抗战期间，他俩就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周镐知道徐楚光是中共情报人员，相互之间曾交流情报，互通消息。周镐还曾利用自己任职的汪伪军委会军事处第六科掌握军事物资运输的汽车和火车车皮，给新四军运送过盐和物资，也曾将一些钱款资助过徐楚光作活动经费，默契的配合早已有之。1946年初，徐楚光潜回南京(1945年8月，徐楚光与钟剑魂、赵鸿学率汪伪首都警卫三师起义到了解放区)，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第三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负责南京、上海一带的情报策反工作。徐楚光多次拜访周镐，以同乡同学之谊指出跟着蒋介石将毫无出路，只有中共才能改变目前政府腐败无能的局面。周镐的言谈中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