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锡渠，出生于澄海县莲阳上社永平乡（今莲上镇永新村）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入私塾读了几年书，接受启蒙教育。大革命时期，他参加该乡农会领导的童子团，守栅门、管土劣，受到革命的熏陶。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高潮。余锡渠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参加第九区民众抗日自卫团分队长教导队的训练，得到共产党员陈锐志等的教育和帮助，从此，他“把出路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1939年2月，余锡渠由余仰韩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入党不久即担任了中共永平乡（现永新村）支部书记。他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巧妙地同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以灰色的面目出现，联合组织守菁队，掌握乡里的武装。组织群众兴修水利、生产渡荒、互济互助，使农民得到实惠，同时，也使党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革命活动阵地不断巩固，使永平乡党支部成为潮澄饶平原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转动点。

抗日战争时期，余锡渠在永平乡艰难的环境中坚持革命斗争，保护群众的利益，使革命活动阵地不断巩固。

抗日战争爆发后，余锡渠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行列，于1938年秋参加了第九区民众抗日自卫团分队长教导队的训练。1939年2月担任中共永平乡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余锡渠所担负的工作区域，处在一个敌伪、反动豪绅、特务汉奸以及土匪等各路政治势力活动猖獗的地方，是一个从国统区向缓冲区、敌占区变化的地区。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也经历了从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到完全隐蔽的急剧转变。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余锡渠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巧妙地同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

针对变化无穷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余锡渠带领永平支部从实际出发，抓住群众切身需求，处处讲究斗争策略。在潮汕农村每个村寨，都有老百姓自然形成的农闲时常在一起谈天憩息的房子寮舍，人们称为“闲间”。余锡渠运用组织民间“闲间”——“福德祠”的方式，联合全乡17个“闲间”，团结

1948年8月，余锡渠担任中共潮澄饶平原县委副书记。这一时期，他努力恢复发展党的文教阵地，建立新的革命转动点，发展地下民兵组织，打通了平原和山区的交通线，积极发动群众参军、借枪、募粮，为山地主力部队输送兵员、武装、给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经他的努力争取，闽粤边著名海盗乌森旧部杨英勇弃暗投明，投奔革命。汕头市警察局警察训练所中队长卓积基率队（87人枪）起义，震撼了潮汕全境，敌人十分震惊，一片混乱，群众则受到很大鼓舞。

1949年5月，余锡渠任中共韩江地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同年7月改任中共潮汕地委潮澄饶分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在南下大军压境、潮汕面临解放前夕，余锡渠受命以边纵代表的身份出面，同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第一纵队司令兼第一团团长陈汉英进行谈判。经过几次接洽，终于在10月21日夜谈判成功。23日，陈汉英公开登报，宣布率部起义。这次谈判成功，为我军解放澄海减少了阻力。10月24日，澄海县全境解放

澄海刚解放，满目疮荑，百废待兴。作为第一任县长，余锡渠秉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为了消除澄海和潮汕地区的旱涝祸患，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平整改土、兴修水利、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工程上。治水——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这是余锡渠给澄海人民，也是给潮汕人民的最大贡献。

澄海地处韩江下游出海处。韩江分为十七道支流穿过澄海县境内（解放初期辖区），把澄海县分为一个个孤立的小洲，其水、旱、风、潮，灾害之严重，为粤东各县之冠。正如余锡渠在治水歌中写道：“暮春苦旱田断水，枯苗叶上飞螟蛾；初夏长夜风吹雨，荒土洋中浸稻禾；秋潮冬涸盐满地，洲中人民灾难多”。为了消除水旱灾害，他“下乡访农叟，恳切问温寒”；“朝涉莲峰水，暮登程洋岗”。每逢下雨，他就雨衣一披，骑着单车，从县城到海滨，从韩江上游到各支流下游，观察地势，了解水情。哪里高，哪里低，哪里积水，哪里

余锡渠一贯坚持求真务实，勤奋实干的作风，坚持不懈地带领群众艰苦创业，扎实工作，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领导农业生产、同各种自然灾害和困难作斗争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亲临现场指挥，果断解决问题。1955年3月干旱的时候，他到澄海县外砂领导封锁韩江工作。快要合龙的时候，已是下半夜，合龙口的一艘木船翻了，木船上有十二个人。余锡渠看到这个情景，说了一声“下水救人”，连衣服都没有脱，就带头跳入江中，把落水的农民一个个救上岸来。1956年夏天，韩江水暴涨。潮安庵埠的小长桥涵闸出险，眼看韩江东面澄海县的大片田地就要受淹。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他亲自跳进韩江的激流中，摸清出险的所在，对症下药，采取了抢险措施，使涵闸转危为安。这一天，他一直坚守在现场，从上午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点，连饭都没有吃上一口。1960年5月，揭阳县龙颈水库遭到七百多毫米暴雨的袭击，上坝的涵管口出险，附近的内坡一股劲的往下塌，有些地

“大跃进”那年，余锡渠对瞎指挥进行了积极而又巧妙的抵制。当时各地推广了“并禾”、“满天星”、“双龙出海”等“高产”措施，放高产卫星。省里组织到某县参观。该县自报水稻亩产平均达到3000斤，还放了一颗亩产六万斤的“高产卫星”。当然，现场免不了做些手脚，蒙骗了不少人，但明眼人是可以看出来的。省里一位负责同志问余锡渠：“你看亩产3000斤没有问题吧？”余锡渠默思良久，回答说：“我看亩产3000斤以下。”这妙语一出，引起了在场的人会心的微笑。会后，余锡渠对澄海的干部说：“全省学潮汕的经验，潮汕大面积种植每造才五、六百斤，高产田也不过八、九百斤。这些‘卫星’田，亩产不会超过四、五百斤。明知是假，还去学他？”他为了让群众了解“满天星”和“并禾”的做法不行，那年秋，搞了个很有意思的现场“示范”：一小片是“并禾”现场，几天后稻叶变质，还发出了霉臭味；一片是高密度植扶苗，同样几天后出现一些苗死了，一些苗叶子抽

余锡渠担任领导职务以来，始终做到清正廉明，永葆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时刻关心群众疾苦。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人生的信条，真正做到关心群众比关心自己更重。

余锡渠常说：“一个干部职位的高低，不能说明一个干部的优劣。重要的标准是看你能否领导群众过好日子。”因此，他常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对群众生活、群众疾苦，总是关怀备至。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深入基层，为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日夜操劳。他把自己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赞助给群众的公共福利事业，自己因营养不足发生水肿，也顾不得医治。地委领导送他住院治疗，他却偷偷跑到农村，同群众共艰苦，创造出很多生产渡荒的办法，帮助群众闯过难关。1961年12月，余锡渠回到家里，大队干部看见他身体又病又弱，弄来两条鱼给他吃，被他婉言谢绝。他说：“现在正是大灾之后，群众生活很困难，我不能闹特殊呵！”那年春节后，余锡渠在溪南蹲点，一个寒冷的

余锡渠虽出身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从小就喜爱《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今小说，常跟乡亲谈古论今。他喜爱文艺，富有艺术天赋，善于结合现实生活，运用文化艺术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早在民主革命期间，他就运用文艺这个武器去揭露敌人，教育人民，创作出了《鳌鱼词》、《卖炭歌》等好多民歌，在民间广为流传。又通过组织灯谜会猜、摆“神前彩景”、游鳌鱼舞等娱乐活动来达到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目的。解放后，他高度重视地方文化建设，关心和扶掖文艺人才，为澄海的文化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创作了《阿姆半夜想前情》、《治水歌》等一批诗歌、小演唱，很受群众的喜爱和好评，他创作的“专员戏”更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成为当时一道绚丽的文艺风景线。

1960年，正当我国遇到经济困难时期，余锡渠带领地委工作组到冠山蹲点，帮助群众渡荒。为了鼓舞斗志，坚定信心，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余锡渠亲自创作了潮剧《龙舌涵》，到澄海各

1965年，余锡渠调任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正当他年富力强，能更好发挥才能为党为人民办更多事情的时候，面临着“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到来。他在“文革”这场浩劫中，受到诬陷和摧残，于1968年6月16日，被迫害含冤逝世，终年51岁。

余锡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人民谋利益鞠躬尽瘁。他对自己和家属要求严格，对群众疾苦关怀备至。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和人民公仆的本色，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模范地遵纪守法，不谋个人私利，呕心沥血为公为民。他的崇高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的高尚品德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