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叔厚，原名肃侯，字绍敦，浙江诸暨陈蔡人。出生于湖南华容，9岁时随母返回故里。1916年，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受聘于孝丰造纸厂，继至上海为机电工程师。1921年秋，考取留日官费生，学习机电专业。不久，考入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1924年，毕业回国，创办上海绍敦机电公司，拟以工业救国，结果大失所望。1927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中央特科工作，掩护并协助李强等人试制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批无线电收报机，并以绍敦机电公司为共产党的交通联络机关。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先后掩护过李维汉、叶剑英、张秋人、杨贤江、曾宪植、廖承志、夏衍、匡亚明、冯雪峰等数十位同志，称之为党内的“孟尝君”，绍敦机电公司被称为“济难会”。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后，协助党中央安排部分人员撤出上海。

1932年，蔡叔厚调共产国际东方组工作，获取国民党部署第三次反共“围剿”的战略情报，并按月秘密拍摄国民党兵工署绝密文件。组织决

民国13年11月，由日本回国后，筹资开办上海绍敦电机公司，任经理兼工程师，研制生产高周波紫光放电机、霓虹灯高压镇流变压器、断路指示器等，兼营电机修理业务。民国24年更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任总经理兼工程师。日军攻占上海后，辗转于香港、重庆。民国31年，在重庆创办中国工矿建设公司、面粉厂、机械厂和工矿沙龙等，在实业界颇为活跃。抗战胜利后，回沪复任中国电工企业公司董事长，并开办了华浮实业公司和同庆钱庄，自任总经理和经理，并投资昆仑影片公司，任常务董事，还兼任上海华丰钢铁厂、利华保险公司、华昌毛纺织厂和苏州太湖煤矿总经理等职。

他以企业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是中共早期党员。当时，党内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为“蔡老板”。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结识了沙文汉、虞绍唐等不少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回国后，逐渐从同情革命到倾向革命，直到在白色恐怖的民国16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与冯雪峰、夏衍、陈德辉等在文化支部过党的组

民国21年，他被调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先后隶属肖项平、罗伦斯、史沫特莱领导。淞沪战争前后，他的公司赶制防毒面具，支援抗日前线，并去日本探取日军侵华情报。他通过南京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楼震旦和杨余庆，逐月获取蒋介石阅批的《兵工月报》达3年之久。他还搞到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拟订的“围剿”中央苏区的一份军事建议书，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赞许。民国24年4月，罗伦斯被捕，组织被破坏，蔡在史沫特莱领导下协助进行善后安全工作。他将公司更名，迁至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379号。并负责将中共在日本从事情报工作的肖项平、吴选青等秘密撤退送往苏联。翌年初，由于史沫特莱匆匆撤离，共产国际与蔡失去组织联系。在此期间，蔡一面经营企业作掩护，一面积极寻找党的关系，终于在民国27年的一次集会上，偶遇上海工委副书记刘少文，嗣后又与夏衍、沙文汉等取得联系。民国31年到重庆后，他在曾家岩见到周恩来、董必武、徐冰等，自以为接上了

解放后，他主动结清其所有企业的资产和股票，无偿上交国家，并要求恢复党籍。周恩来指示，暂以民主人士身份有利工作，并特嘱安置好蔡的工作和生活。1950～1955年，曾先后担任上海市文化局电影管理处处长和上海市公用局、规划建筑局、机械工业局、机电一局副局长、一级工程师等职。1955年，因所谓“潘扬反革命集团案”，蒙冤受株连，后留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拘留，后转押北京审查。1971年5月6日因脑溢血含冤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生前还历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常委、上海市科技协会委员、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并连续当选为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

1978年6月，中共中央专案小组为蔡叔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9年3月，上海市机电一局举行蔡叔厚骨灰安放仪式。198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蔡叔厚中国共产党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