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士，身为道士，却成为佛教圣地莫高窟的保护神，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为保护莫高窟，他向各级官员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书。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即使是卖出的文物，也在各国博物馆得到了妥善保存。

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一说二十五年）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

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与破壁探察，果见复室，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高窟藏经洞。乃取部分写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

二十八年，甘肃学政叶昌炽闻讯，次年十一月及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后得敦煌县令汪宗翰所赠经卷、画像，叶氏建议藩台将此宝物运省妥藏，以运费银五六千两无着而罢，

三十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汪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

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

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共重二百两）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

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

宣统二年（1910）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后，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塔”之，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其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日，其徒子徒孙赵玉明、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质、阴刻，今仍嵌于原塔南侧龛内。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认为王圆箓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并就此感到伤痛。然而此文在引证资料上有很大硬伤，在描述王圆箓的时候与历史事实差距过大。此文称藏经洞是王圆箓一人发现的，这与历史不符，最早发现的是王圆箓的助手杨某。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胡适曾在演讲中提到王道士时说，王道士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最初以经卷能够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这里的说法与之后王道士低价卖出经卷给斯坦因可以衔接，说明王道士一开始对文物价值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