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寿恺，1906～1970，1925年考入福州协和大学读书，次年转学至，1928年医学预科毕业，获理学士学位。接着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攻读，1933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内科教授、副院长，院长，并兼博济医学院院长。1953年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合并，改名华南医学院，周寿恺任内科教授兼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改名中山医学院后，周寿恺任副院长兼第二附属医院院长，系统内科教研室主任、内科教授。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广东省人大代表，第二届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1970年受迫害致死。

周寿恺热爱祖国，是个民族尊严感很强的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个热血青年毅然离开协和医学院，以满腔热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担任过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内科指导员、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内科主任。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国防医学院内科主任、教授兼教育长。1949年人民解放军席卷大江南北，由于向往新中国，他随上海国防医学院到台湾后，借口处理搬迁的善后事情，又返回大陆，同人民一起迎接祖国的解放。这段时间，在台湾的国防医学院多次派人找他要他回去。一次，派来的人找到了他，还买好了他全家飞往台湾的飞机票。可是周寿恺决心已定，他不但表示自己不回去，还劝说来人也不要回去，在他的动员下，结果送机票的人也没有回台湾。他的言行表现了一个爱国的专家学者的崇高风范。

在长期从事医学事业的生涯中，周寿恺十分重视临床实践，用他厚实的理论知识，指导临床工作，解决临床实践中发现的具体问题，又从临床病例去提高实践工作的能力，因而他临床经验丰富，蜚声医坛，曾担负过许多重要的医疗任务。五十年代中期，内分泌学还是我们国家一门新兴的学科，周寿恺和他的同事们在物质条件困难、设备简陋的情况下一起创建了内分泌实验室，并迅速开展对糖尿病糖代谢、植物神经功能状态对糖代谢的影响，以及开展席汉氏病动物模型的制备等课题的研究。六十年代初，中山医的内分泌学实验室从无到有，逐步完善，开始进行对更深层课题的研究，如对胰岛素放射免疫分析等。

解放后，周寿恺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放在教学和教学管理上。中山医学院成立之初，周寿恺是学院里8个最有名望的一级教授之一，为了搞好医学院的管理工作，他放弃了几乎全部专业工作的时间，出任副院长，主管教学工作。尽管已肩负了繁重的行政工作任务，他仍不辞劳苦，坚持抽时间给学生上课，坚持临床查房教学。在教学管理上，他经常下到课堂听课，从中发现教学中的新人新事，加以总结和推广。他常对行政管理人员说：你们应当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才是一个管理者，鼓励他们深入教学第一线，他自己则经常深入课堂。他几乎听过学校里每一个教师的讲课，每一门课程主要讲什么内容，谁的课上得好，他都心中有数，并能及时提出改进教学的指导性意见。

周寿恺在教学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组织各有关教研室的教师，理顺医学教学中36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对各门课程间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衔接和配合、继承和发展等作了平衡。同时对全部实验、实习训练课的要求和重点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组织制定了教学大纲，使中山医学院的学能走上正规化、规范化，教学水平大大提高。中山医学院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质量受到全国同行的好评。周寿恺在教学管理工作中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协助柯麟院长联系校内的专家教授，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周寿恺在教学管理工作中的第三个重要贡献，是多次召开教学方法研讨会，强调改进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引起教师的重视，提高教学质量。这一做法在五十年代是先进的，在他的努力下，逐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教学方法。

周寿恺始终深入到教学实践中去，对整个医学教育有系统的深刻的认识，在医学教育理论方面总结出一套有创造性和系统性的教学理论体系，提出根深才能叶茂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