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感受是永远的君主剧情介绍：就这？就这？就这？ 第一次完完整整的满怀期待的追下来一部剧，大部分原因和动力是李敏镐和金高银还有编剧。 一开始有些小期待，因为不同于其它穿越恋爱，有些权谋宫斗那味儿了， 有些地方意淫的过于夸张，（全球第四） 中途达到一个小高潮，让我有些期待，尚宫是民国穿越过来的，小男孩的身份，太乙被绑在帝国， 李霖将人们互换身份，还有露娜，还有未来李衮穿越回来拥抱太乙………… 很多很多谜团，我觉得可以在结尾处引发一个大高潮。 然而，李霖被斩首了一次又一次，（这个反派真的不是一般脆皮） 我总以为会有什么反转，（然而是真的一次又一次的死） 之前那么牛逼的在主角面前溜走， 还各种放狠话，各种布局， 然后就这？？难受…… 还有他替换的人……没有一点卵用，本以为从小到大被换过来的那个大哥会突变反派，但是在对太乙爱的力量下，坚定的选择了主角方阵（emmmmm……） luna呢？也就毒晕李衮，还没找到笛子，刺晕太乙，又没刺到主要部位， 之前对她描写的那种杀人不眨眼的剧情呢？ 怎么到了民国完全就是来体味家庭温暖了…… 还有女总理……额，她把民国的杀了，我可以理解为怕她替换主角，但是你买了双鞋子，临走前还带上这双鞋子，然后呢？为什么要给特写这个鞋子？本来以为她会是反派的得力助手……本来人物刻画的挺好的，一个平民阶级爬上总理的位置，轻易的被干到了，还以为她又 有什么逆袭之举，一点都不夸张 结果就这？？？ 还有那民国来的尚宫……剧情推动了什么吗？我还以为是要预示着太乙也可能来帝国。。 结果并没有，编剧只是简单的让我们惊讶一下，然后没了。。。 无力吐槽男女主……合着结局拿到完整的笛子，你们就开始各种平行世界的旅游了呀？ 是不是太轻松了？之前的皇帝也没这么用笛子的吧？想去哪去哪。。 你们的爱情就是陪伴对方一次又一次的穿越时空？时空不会被你们玩坏吗？ 好不严肃呀。。。男女主的爱情在我看来可有可无。。。发挥主体剧情推动作用的是男主和反派 总体来说，结局整段垮掉，中途发展还很OK，开头一般。 诶，就这样把。。虽然我知道他是个偶像剧，但是编剧给我们撒的烟雾弹，真的以为这会有更深一步的意味。。 先声明一下，我并不是一个韩剧粉，这部剧吸引我的就是大叔与李衮的对峙剧情，我觉得最后一集真的算是烂尾了，开始铺垫的那么多剧情，大叔换了那么多人，在结尾有什么用？可以说，一半的剧情都在铺垫大叔换人，至于露娜这个点，开始就在提，以为是什么伏笔，或者对主线剧情有什么帮助，又或者能给结局添什么彩，现在看来，特么完全就是多余好么？我以为大结局会给我什么样的震撼，前面大叔给我的感觉就是能屈能伸，卧薪尝胆，就是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什么什么的那种感觉，结果大叔猝死三次让我彻底懵逼，每次都是单枪匹马勇闯人生巅峰，不是编剧能不能走点心，能不能有点逻辑，大叔搞个部荣君还知道带人搞，怎么后面就喜欢一个人打团呢？ 还有那个小孩，笛灵嘛，在各个场合出现了好几次，有用吗？无非也就是说了几句什么类似于听天由命的话，要说有用，也就是前期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大结局啥用没有，我以为大结局是那种，大叔利用换人所带来的势力与李衮为首的力量展开一场武力与智力的冲突，没想到人家李衮穿越一刀活劈大叔，大叔这个高大强壮的武士人设在主角面前就像是一张纸，反派就要有反派的样子啊，怎么这部剧里的反派大叔根本就斗不过主角啊？一点上风都没占到？大结局李衮曹影团灭大叔造反小分队，枪战啊编剧，这场面简直抗日神剧八路附体好么？还有就是看到最后我实在感觉这个皇帝皇叔人设无比的鸡肋，说他们是政治家不过分吧？原来政治家扳倒对手是要靠对线solo技巧的，既然这样，那还用什么皇帝皇叔人设呢？ 直接弄两个世界的平常人来回穿来回打不就行了么？也许唯一的好处就是让喜欢看这种爱情剧的人满足一下自己的幻想？不客气的说，这部剧看下来真的是浪费我的时间。
唐代宗是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唐代宗，后世之君才给唐代宗李豫上庙号为代宗，根据《后汉书·窦何传》记载，“代，犹世也”，也就是说代和世是同一个意思，唐代宗李豫和明代宗朱祁钰又不一样，明代宗是因为被自己的哥哥又夺了地位，后代的君主给他上庙号为代宗。 唐代宗李豫是大唐第八位皇帝，除去武周王朝的武则天和唐觞帝李重茂，李豫出生于公元727年，当时正直唐玄宗统治时期，大唐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是随着唐玄宗逐渐听信李林甫、杨国忠等大奸臣的建议，起用胡人安禄山为边疆节度使，才发生了唐朝历史上的安史之乱。 李豫经历过大唐的盛世辉煌，也经历着大唐的衰落，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玄宗携着杨贵妃和诸位皇子逃到了成都；但是李豫并没有跟着自己的祖父逃去成都，但是跟着自己的父亲唐肃宗来到了灵武，帮助李亨在灵武称帝，唐肃宗任命李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讨伐安史之乱的叛军，乾元元年758年，唐肃宗册立李豫为皇太子。 宝应元年（762年），被权臣李辅国拥立为帝，李豫平定了安史之乱，但是天下并不太平，公元763年吐蕃攻入了长安，李豫又一次出逃，起用郭子仪击破突破，又平定了仆固怀恩之乱。 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间改革漕运、盐价、粮价，诛杀太监李辅国和鱼朝恩，流放程元振，公元779年唐代宗李豫驾崩，历史对他的评价是唐朝最伟大的君主。 但是也了避讳，他的庙号为代宗，如果李豫的庙号为世宗，我估计中学历史课本都会出现李豫的名字，毕竟他收复了安史之乱，而且又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位皇长子继承皇位的人。 唐代宗也就是唐世宗，完全是为了避李世民的讳。 唐代宗是一位怎样的君主？ 唐代宗李豫，就是民间传说《珍珠传奇》中，沈珍珠的丈夫李俶。从品行角度说，唐代宗是无可挑剔的道德君子，在大唐亲人相残的大背景下，显得那么高贵。不过，人品从来不是衡量一位君王的主要指标，尤其是在乱世，帝王功业才是正道。 唐代宗是平定安史之乱的最高执行人（天下兵马大元帅），这是他的功，可是自他以后，大唐三大毒瘤肆虐，祸根也出在他身上。事实上，大唐以他为分水岭，从此步入晚唐的惨淡经营。分析李豫的一生发现，倘若他出生于大治之世，也许他是个有为君主，大乱之世，则非其所长。 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唐代宗的能力：长于识人拙于辨性，长于民事拙于政治，长于阳谋拙于阴谋，长于治平拙于治乱。 长于识人拙于辨性安史之乱，将默默无闻的广平王李俶，推向了历史前沿。他参与了马嵬坡政变，拥立父亲灵武登基，并就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倚重李泌和郭子仪，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平叛生涯。 平叛初期，进展是相当的顺利，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收复了长安和洛阳。那时候的李俶表现得相当英明，内有李泌辅佐，外有郭子仪、李嗣业、李光弼等一干武将，李俶对他们信任有加，君臣配合默契，似乎消灭叛军余孽就是眼前的事。 然而不幸的是，两京都收复了，恰恰叛军的余孽，让大唐又足足耗了五六年。原因就出在大唐内部出了问题。前期，唐肃宗听信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宦官，多次贻误战机。等李俶自己登基后，这个曾经与郭子仪并肩作战的“国家希望”，突然变了个人似的，也跟他父亲一样，宠幸内臣，处处掣肘郭子仪等。 结果就是大好战局的丧失，洛阳再次沦陷，河北又是一片危机。好在郭子仪等足够忠心，不计较个人得失，一次次在危难中挺身而出，总算彻底平定安史之乱。 这个局面唐代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他的一大短板，他可以辨析人才，却不能洞察人性。人才易识人性难辨，这对一个帝王来说很要命。比如对郭子仪，他知道郭子仪的能力，偏偏不识郭子仪的忠诚；他明知鱼朝恩的无能，偏偏就信任他。 那结果只有一个，郭子仪有劲使不出，鱼朝恩误国误民！从这个角度说，与其说唐代宗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还不如说他是耽误平叛大业的罪人！ 长于民事拙于政治这么说并非完全否定唐代宗的能力，其实他还是有非常突出的政绩的。比如改革漕运、革新盐政、平抑粮价等，为大唐的经济复苏，解决民生难题，充实国家税收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不过这些都局限在民事领域，回到君王避不开的政治领域，他立刻显得手足无措，表现出稚嫩的一面。比如当年建宁王李琰的冤死，明明知道他与弟弟李琰，掉进了李辅国和张皇后的陷阱，也明知父亲受了蛊惑，他就是束手无策，眼看着李琰被冤杀。 在这件事中，唐代宗应该感到幸运，他有一个好弟弟，从来没有对他产生过二心，否则，就以唐代宗低劣的政治能力，死在父亲刀下的，应该是他而不是李琰。如果唐代宗仅仅是一位中书省的侍郎，或者六部尚书，他一定是个出色的官员。或者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相对简单，给他一个治平之世，他也许会成为一位有成就的帝王。 可惜不是，李豫是大唐第八位皇帝，一个身处帝国衰退期的皇帝，政治才能的低下，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长于阳谋拙于阴谋唐代宗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他对长辈的孝道，对兄弟的悌道，对妻妾的爱，甚至对身边小人物的关怀，都是无可挑剔。当年唐玄宗回鸾被软禁，只有他依然坚持亲自照顾爷爷。那位《珍珠传奇》中的原型沈氏，失踪于战乱，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他的宠妃独孤氏病故，他三年不下葬，每天去看望。 这样的“好人”皇帝，着实难寻。不过好人未必是好皇帝，尤其是在政治上，好皇帝往往需要灵活的政治手段，包括阴谋，包括杀伐，唐代宗做不到。 唐肃宗病重期间，张皇后作乱，准备以越王取代李豫，埋下伏兵，假借圣旨诏李豫入宫。李辅国、程元振劝他不要去，唐代宗很大义凛然：父亲病重诏我侍奉，焉能不去？即便遇害也不能违背孝道！ 当然，张皇后没有得逞，是李辅国他们提前做了准备，否则历史上就没有唐代宗。 当年攻破洛阳，回纥人要兑现唐肃宗的承诺：破城后自由劫掠，作为回纥出兵相助的回报。唐代宗毫无办法，眼睁睁看着回纥人，把繁华的洛阳城，烧杀劫掠成一个废都！ 作为一个政治家，承诺算个屁，怎么能因为承诺，就枉顾一城？哪怕自己此时做个政治流氓，也要阻止回纥人的劫略，这才是他该做的。 一个充满阳光的男人，也许更适合做一个明星，绝不是政治家该有的面貌。同样，愚蠢地恪守孝道不顾大局的男人，绝没有把天下放在心里。 唐代宗显然没有领悟到汉高祖刘邦的帝王之道！ 长于治平拙于治乱安史之乱平定后，大唐并没有走向复苏，相反却不可遏制地滑向深渊。其原因就是政治环境的恶化，以及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这两条，唐代宗责无可推！ 正是因为唐代宗的不擅长于政治，导致晚唐的党争苗头出现，也正是由于他的垂范，宦官控制皇帝的局面开始形成。还是由于唐代宗的畏惧和纵容，安史之乱反正的将军们，逐渐变身中央失去控制的地方割据政权。 党争、宦政、藩镇，三大吞噬大唐基业的毒瘤，都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病变”的，也都是唐代宗处置不当造成。比如宦官问题，唐代宗是亲眼目睹了李辅国和程元振，在唐肃宗病床前发动变乱，活活吓死了唐肃宗。他自己又是被李辅国程元振，武装送上皇位的，这些都不足以让他从根子上认识到，宦官干政的危害。在除掉二贼后，他又培养了一个更厉害的鱼朝恩，差点把自己的小命交代给他。 他也明知道河朔三镇，掌握在不受控制的安禄山旧部手上，早晚是问题，就是采取息事宁人态度，纵容藩镇抗拒中央成为常态！ 客观来讲，安史之乱前后的大唐政治非常复杂，非唐代宗这样的道德君子，按照道德规范就能拨乱反正的。它需要出现一个汉武帝似的强权政治家，哪怕汉文帝这样的暗藏心机的政治家，可惜唐代宗不是。 如果我们非要给唐代宗打个分，我觉得从道德品行层面，他可以拿10分，从政治家的高度层面，他只能拿5分，从个人治国能力层面，他可以拿7分，从对后世的影响层面，他只能拿3分。 《旧唐书》评价唐代宗：“古之贤君，未能及此。”显然仅仅出于道德层面的考察，不全面。 《新唐书》评价唐代宗：“代宗之朝，馀孽犹在，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也只能说基本符合事实。 我个人的评价是，若他不是个皇帝，他可以算个完人；作为皇帝，他连中材都算不上，不合格，甚至是半个罪人！
明朝的内阁制跟君主立宪一点关系都没有内阁学士，明朝的内阁制不但不是君主立宪制的产物，反而是专制君主制下的怪胎。明朝后期文官的流氓化并不能证明明朝的君主已经丧失了权力，个别君主的软弱无能并不代表在这个制度下，君主真的成为了毫无权力的国家象征。 君主立宪制，在政治学中，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政体，这种政体的特点是君主仅仅是国家的虚位元首，是国家的象征但不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治理国家的内阁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而议会则由选民选举产生，换句话说，君主立宪制下的内阁是对议会和选民负责的，而明朝的内阁则只是对皇帝负责，权力主体完全不一样。 （君主立宪制制下的内阁对议会负责，而非君主） 目前的英国就是实行的君主立宪制，人民先用选举的方式选出议会，议会中的多数党在组成内阁，多数党的党魁成为首相，在一切都尘埃落定后，首相才回去觐见女王，虽然女王名义上有拒绝的权力，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从未发生过。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所做的仅仅是接受人民的选择并履行仪式，他个人对首相的看法无足轻重。 反观明朝，内阁完全由皇帝任免，对皇帝负责，皇帝可以随时罢黜内阁成员，比如明末的崇祯帝，就是将内阁首辅像走马灯一样的更换，崇祯皇帝的权力无疑要远大于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实际上，明朝的君主权力不但没有变小反而是更大了，在以前，还有宰相牵制皇权，宰相可以代替皇帝进行决策，皇帝要想更换宰相也要与大臣商议。到朱元璋废除宰相后，文官集团的势力大幅减弱，到了朱棣，虽然设立了内阁予以弥补，但是内阁首辅的权力远小于宰相，其作用更多是咨询而非决策，除了张居正这种特例，别的内阁首辅只需皇帝一张纸条就可以罢免。此外，内阁还受司礼监的牵制，皇帝在文官和太监中周旋，通过政治斗争、挑拨离间的方式巩固自己的皇权。明朝的种种现象，不但不是君主立宪制的特征，反而是地地道道的专制君主制。 之所以明朝内阁制会给人君主立宪制的错觉，无非是很多人认为明朝末年，文官们总是欺负皇帝，皇帝不敢处罚，由此断定皇帝已经丧失了权力，这是完全错误的。皇帝有没有权力要看法律如何规定，而不是看皇帝的实际表现，如果皇帝是个低能儿弱智，那么它计算大权独揽也毫无意义。实际上各国的末代君主都是软弱可欺的怂包，无论是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还是末代皇帝溥仪，南唐后主李煜，他们都被臣子玩弄欺骗，但你能因此就说他们的国家都是君主立宪制吗？ （溥仪在弱也不代表大清是君主立宪制） 核心的区别在于在君主立宪制下，你这个皇帝就算再精明强悍也不能影响议会，也不能干涉立法，你的才干高低并不能影响政局分毫。而在明朝，如果是天启这样的糊涂蛋，自然文官太监可以掌握权力，但如果碰上朱棣这种强人，他们就只能做皇帝的奴才。专制君主制下，皇帝的权势主要看皇帝的能力大小，而君主立宪制下，皇帝怎么做，结果还是没有任何权力，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内阁制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明代的内阁制度，起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他初定天下，固定了中华的行政版图，对外，他采取了武力与怀柔并济的措施，征伐北元残部，进攻哈喇和林，其所到之处，兵强势盛。对内，他亲力亲为，在处理琐碎的政务上，尤是如此，洪武十三年，为了保障皇权的稳定，也为了创立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来进行国家的运转，朱元璋忍痛杀了其忠心耿耿的宰相胡惟庸。 在彻底的对帝国官僚体系进行了一次净化后，朱元璋也顺理成章的废除了宰相一职，他希望能够将国家事务按类、按部就班的分给六部进行运转，自己则掌握大权，进行裁定决策，据史料统计，由于朱元璋对国家事务做到了几乎事无巨细的处理，其每天能够处理高达两百多件的奏疏，这几乎就耗尽了他一天的时间和精力，后来，他认为应该酌情设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特点是，非定设、非定员、具备优秀的文字能力、不能够有涉及政务的权力，同时，进入的人员还要有一定的资历，如此甄选，很快就有一些人进入了朱元璋的视线，后来朱元璋定了四个人作为文职顾问，这四个人的职能仅仅就是为皇帝进行文字的润色，为皇帝进行代笔、阅读或解读奏疏的工作，他们被称为四辅官，其中出名者如宋讷和刘三吾，但是仅仅过了一年，朱元璋便废四辅官，他显而易见的仍是不希望他人参与皇权最高阶层的政务，显然，四辅官只是一种尝试，但这种尝试却为后来的内阁之路打下了基础。 明初在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改用四辅官而又证明不副职任之后，乃改用内阁制度以作为皇帝的辅政部门。 内阁本来并不是一个机关部门的名称。最早，朱元璋使用翰林院的学土、编修、检讨、修撰、侍读等所谓文学侍从官员来协助做一些文墨工作。具体职责是帮助皇帝阅看各机关送来的章奏和执行封驳的工作，根据皇帝的意图草拟处理意见等等。这些人并不能参与重大政务的研究，更不能独自处理什么问题，仅是由于他们经常在宫廷殿阁之内工作，随时听候皇帝的传呼差使，逐渐才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大学上。彼调来的人有的便被称为“入阁”。 初期内阁的职权完全不能和原有的中书省相比拟，内阁大学士更不同于丞相，当时规定，内阁大学士之下不得设置任何宫属僚佐，内阁大学士本人也不过是五品小官，仅能遵命办事，不得干预各机关的事务，不得参署诏令，更不得以部门或个人的名义发出任何指示命令，各机关奏事也不许关白内阁。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所谓大学士也不过是一些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他们的职任仅是“详诸司奏启”，只能使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的名义，可见纯是事务性的，而非政务性的职务。洪武时期的内阁及其大学士，“职卑位微”，“帝方自操咸柄，学士鲜所参决”。 朱元璋一反自秦以来将内侍人员逐步升格为正式朝官的做法，而是将已定型的国家机关和职官重新贬降为侍从。这样的模式曾经维持到他去世为止。其所以能勉强试行了十多年，主要是由于朱元璋本人具有着不同于其后代皇帝的优异条件，他“肇迹民间”，“备历艰难，饱谙物态”，作为创业开国之君享有极高的权威，又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和才能，并且极勤于政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体制推动当时国家机器的运转。但这是变局而非常局，可以适用于一时，而难垂诸久远。因为，由一个全能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大权独揽，小权不放，事必躬亲地履行全部统治职能，事实上是绝难世代相承的。 到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内阁及其大学士的实际职权便已发生明显的实质性变化。朱棣采取一种渐进的过渡形式以修正其父手订的中央辅政体制。他在篡位胜利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精选了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位年轻有才能的士人进入内阁，并对他们放手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都征求他们的意见，有意识地吸收他们参与论议国家的核心机密。终朱棣当政的永乐时期22年，内阁学士的品秩仍然是不高的，一直都不过是正五品的官阶，但实际上，他们经常能参与对重大政务的研讨，甚至对于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御前进行更高层次的审议，以供皇帝参考。 到了洪熙(明仁宗朱高炽)、宣德(明宣宗朱瞻基)以后，情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内阁的地位和作用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位时，朱棣时期任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熟谙政务的身份辅政，年幼的皇帝不能不把很多政务交给内阁办理，内阁的权力就逐渐加重。及至正统(明英宗朱祁镇)以后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有人20余年不上朝办事，国家的日常事务更只能推给内阁办理。本来规定，内阁只能承旨办事，内阁大学士不过是备顾问的辅助人员，但事实上，他们逐渐担任了代替皇帝草拟诏令敕浩的工作，还负责起草批复奏章的“票拟”任务;本来规定，六部及其他国家机关均由皇帝直接领导，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和权力均远较六部尚卡低(原来规定内阁大学士为正五品官，尚书为正二品官)，各单位有事不得关白内阁，但后期的大学士有些兼任尚书之职，有些还享有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崇高政治称号，官阶又更定为正一品，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又演变为实际上是内阁属吏的状况，基本上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办法。在内阁大学士中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输，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情况下，便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权相”。朱元璋关于永废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内阁政治地位的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掌有了“票拟”之权。所谓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这实际上就是代拟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职权，其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所谓“代言之司”，所代表的乃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各衙门章奏留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拍板定案仍决定于皇帝的御批(当时叫做“批朱”)。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现在所拟“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所拟的“票拟”，万历前期，张居正所拟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批朱”的蓝本，阁权之重、阁职之隆，自不待言。但在正统以后，诸如成化、正德、隆庆、天启等朝的皇帝都特别宠。
截止2024年，全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尚未得到官方统计，不过已知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有：英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安道尔、摩纳哥、列支敦士登、日本、柬埔寨、泰国、尼泊尔、不丹等。 君主立宪制 君主立宪制，是相对于君主专制的一种国家体制，可分为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君主立宪制。 世界上最早有君主立宪制特点的是赫梯族，确立君主立宪制国家是英国。君主立宪制与一个国家的国情和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 君主立宪制，仍被现代不少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如文莱、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约旦、毛里求斯、摩洛哥、莱索托、斯威士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