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内阁制跟君主立宪一点关系都没有内阁学士，明朝的内阁制不但不是君主立宪制的产物，反而是专制君主制下的怪胎。明朝后期文官的流氓化并不能证明明朝的君主已经丧失了权力，个别君主的软弱无能并不代表在这个制度下，君主真的成为了毫无权力的国家象征。

君主立宪制，在政治学中，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政体，这种政体的特点是君主仅仅是国家的虚位元首，是国家的象征但不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治理国家的内阁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而议会则由选民选举产生，换句话说，君主立宪制下的内阁是对议会和选民负责的，而明朝的内阁则只是对皇帝负责，权力主体完全不一样。

（君主立宪制制下的内阁对议会负责，而非君主）

目前的英国就是实行的君主立宪制，人民先用选举的方式选出议会，议会中的多数党在组成内阁，多数党的党魁成为首相，在一切都尘埃落定后，首相才回去觐见女王，虽然女王名义上有拒绝的权力，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从未发生过。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所做的仅仅是接受人民的选择并履行仪式，他个人对首相的看法无足轻重。

反观明朝，内阁完全由皇帝任免，对皇帝负责，皇帝可以随时罢黜内阁成员，比如明末的崇祯帝，就是将内阁首辅像走马灯一样的更换，崇祯皇帝的权力无疑要远大于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实际上，明朝的君主权力不但没有变小反而是更大了，在以前，还有宰相牵制皇权，宰相可以代替皇帝进行决策，皇帝要想更换宰相也要与大臣商议。到朱元璋废除宰相后，文官集团的势力大幅减弱，到了朱棣，虽然设立了内阁予以弥补，但是内阁首辅的权力远小于宰相，其作用更多是咨询而非决策，除了张居正这种特例，别的内阁首辅只需皇帝一张纸条就可以罢免。此外，内阁还受司礼监的牵制，皇帝在文官和太监中周旋，通过政治斗争、挑拨离间的方式巩固自己的皇权。明朝的种种现象，不但不是君主立宪制的特征，反而是地地道道的专制君主制。

之所以明朝内阁制会给人君主立宪制的错觉，无非是很多人认为明朝末年，文官们总是欺负皇帝，皇帝不敢处罚，由此断定皇帝已经丧失了权力，这是完全错误的。皇帝有没有权力要看法律如何规定，而不是看皇帝的实际表现，如果皇帝是个低能儿弱智，那么它计算大权独揽也毫无意义。实际上各国的末代君主都是软弱可欺的怂包，无论是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还是末代皇帝溥仪，南唐后主李煜，他们都被臣子玩弄欺骗，但你能因此就说他们的国家都是君主立宪制吗？

（溥仪在弱也不代表大清是君主立宪制）

核心的区别在于在君主立宪制下，你这个皇帝就算再精明强悍也不能影响议会，也不能干涉立法，你的才干高低并不能影响政局分毫。而在明朝，如果是天启这样的糊涂蛋，自然文官太监可以掌握权力，但如果碰上朱棣这种强人，他们就只能做皇帝的奴才。专制君主制下，皇帝的权势主要看皇帝的能力大小，而君主立宪制下，皇帝怎么做，结果还是没有任何权力，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内阁制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明代的内阁制度，起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他初定天下，固定了中华的行政版图，对外，他采取了武力与怀柔并济的措施，征伐北元残部，进攻哈喇和林，其所到之处，兵强势盛。对内，他亲力亲为，在处理琐碎的政务上，尤是如此，洪武十三年，为了保障皇权的稳定，也为了创立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来进行国家的运转，朱元璋忍痛杀了其忠心耿耿的宰相胡惟庸。

在彻底的对帝国官僚体系进行了一次净化后，朱元璋也顺理成章的废除了宰相一职，他希望能够将国家事务按类、按部就班的分给六部进行运转，自己则掌握大权，进行裁定决策，据史料统计，由于朱元璋对国家事务做到了几乎事无巨细的处理，其每天能够处理高达两百多件的奏疏，这几乎就耗尽了他一天的时间和精力，后来，他认为应该酌情设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特点是，非定设、非定员、具备优秀的文字能力、不能够有涉及政务的权力，同时，进入的人员还要有一定的资历，如此甄选，很快就有一些人进入了朱元璋的视线，后来朱元璋定了四个人作为文职顾问，这四个人的职能仅仅就是为皇帝进行文字的润色，为皇帝进行代笔、阅读或解读奏疏的工作，他们被称为四辅官，其中出名者如宋讷和刘三吾，但是仅仅过了一年，朱元璋便废四辅官，他显而易见的仍是不希望他人参与皇权最高阶层的政务，显然，四辅官只是一种尝试，但这种尝试却为后来的内阁之路打下了基础。

明初在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改用四辅官而又证明不副职任之后，乃改用内阁制度以作为皇帝的辅政部门。

内阁本来并不是一个机关部门的名称。最早，朱元璋使用翰林院的学土、编修、检讨、修撰、侍读等所谓文学侍从官员来协助做一些文墨工作。具体职责是帮助皇帝阅看各机关送来的章奏和执行封驳的工作，根据皇帝的意图草拟处理意见等等。这些人并不能参与重大政务的研究，更不能独自处理什么问题，仅是由于他们经常在宫廷殿阁之内工作，随时听候皇帝的传呼差使，逐渐才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大学上。彼调来的人有的便被称为“入阁”。

初期内阁的职权完全不能和原有的中书省相比拟，内阁大学士更不同于丞相，当时规定，内阁大学士之下不得设置任何宫属僚佐，内阁大学士本人也不过是五品小官，仅能遵命办事，不得干预各机关的事务，不得参署诏令，更不得以部门或个人的名义发出任何指示命令，各机关奏事也不许关白内阁。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所谓大学士也不过是一些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他们的职任仅是“详诸司奏启”，只能使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的名义，可见纯是事务性的，而非政务性的职务。洪武时期的内阁及其大学士，“职卑位微”，“帝方自操咸柄，学士鲜所参决”。

朱元璋一反自秦以来将内侍人员逐步升格为正式朝官的做法，而是将已定型的国家机关和职官重新贬降为侍从。这样的模式曾经维持到他去世为止。其所以能勉强试行了十多年，主要是由于朱元璋本人具有着不同于其后代皇帝的优异条件，他“肇迹民间”，“备历艰难，饱谙物态”，作为创业开国之君享有极高的权威，又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和才能，并且极勤于政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体制推动当时国家机器的运转。但这是变局而非常局，可以适用于一时，而难垂诸久远。因为，由一个全能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大权独揽，小权不放，事必躬亲地履行全部统治职能，事实上是绝难世代相承的。

到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内阁及其大学士的实际职权便已发生明显的实质性变化。朱棣采取一种渐进的过渡形式以修正其父手订的中央辅政体制。他在篡位胜利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精选了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位年轻有才能的士人进入内阁，并对他们放手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都征求他们的意见，有意识地吸收他们参与论议国家的核心机密。终朱棣当政的永乐时期22年，内阁学士的品秩仍然是不高的，一直都不过是正五品的官阶，但实际上，他们经常能参与对重大政务的研讨，甚至对于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御前进行更高层次的审议，以供皇帝参考。

到了洪熙(明仁宗朱高炽)、宣德(明宣宗朱瞻基)以后，情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内阁的地位和作用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位时，朱棣时期任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熟谙政务的身份辅政，年幼的皇帝不能不把很多政务交给内阁办理，内阁的权力就逐渐加重。及至正统(明英宗朱祁镇)以后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有人20余年不上朝办事，国家的日常事务更只能推给内阁办理。本来规定，内阁只能承旨办事，内阁大学士不过是备顾问的辅助人员，但事实上，他们逐渐担任了代替皇帝草拟诏令敕浩的工作，还负责起草批复奏章的“票拟”任务;本来规定，六部及其他国家机关均由皇帝直接领导，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和权力均远较六部尚卡低(原来规定内阁大学士为正五品官，尚书为正二品官)，各单位有事不得关白内阁，但后期的大学士有些兼任尚书之职，有些还享有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崇高政治称号，官阶又更定为正一品，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又演变为实际上是内阁属吏的状况，基本上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办法。在内阁大学士中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输，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情况下，便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权相”。朱元璋关于永废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内阁政治地位的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掌有了“票拟”之权。所谓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这实际上就是代拟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职权，其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所谓“代言之司”，所代表的乃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各衙门章奏留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拍板定案仍决定于皇帝的御批(当时叫做“批朱”)。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现在所拟“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所拟的“票拟”，万历前期，张居正所拟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批朱”的蓝本，阁权之重、阁职之隆，自不待言。但在正统以后，诸如成化、正德、隆庆、天启等朝的皇帝都特别宠。